长篇纪实文学《心劫》连载 17第一卷 《追忆篇》〈哀思〉/ 作者：王颖悟

          哀     思 

         ●文/王颖悟

    阴历十一月初七日下午，我又一次来到老伴的坟前，因为今日是她去世整整四个月的祭日。自她去世以后三七、五七、尽七、百日，我每次必到，另外还独自来过几次，烧几张纸点支蜡烛，上三柱香，在坟前盘桓良久。每次返回时，总不免频频回头，总觉心里空落落的，将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冷清孤寂，倍感凄凉。她再也不能回到她亲手缔造，却始终割舍不下的那个小家。

    乌云低垂，寒风呼啸，整个墓地阴森可怕。落尽叶子的树枝在空中摇曳发出呜呜的哀鸣，就连谁家墓前几株低矮的小塔松，虽然枝墨叶绿，但也和大树一样，同样经不住狂风的肆虐，左右摇摆不定，正在接受大自然的无情摧残。

    这座坟地是生产队开辟的一座公坟，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埋有三、四十座坟茔。所有墓冢都是一个方向，头枕西北，脚蹬东南，大致和北极星的方向能偏西四五度。据风水先生讲，坟地西北方有北坡高原的突出部分——‘老牛嘴’作为靠山，头枕‘老牛嘴’就是根深蒂固，脚蹬东南，预示前程远大，被人们看作风水宝地。就是这样一处无情的地方却已经埋葬了我家四口人，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和弟媳，今年又残酷的将我老伴纳入它的领地，剥夺了她生的权利。望着如此悲怆的场景，我不禁又一次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据说，今年是百年一遇的寒冬，整日间朔风横扫，滴水成冰，最低温度已达零下八、九度。我呆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炕上有电褥子，墙上有壁挂采暖器，尚难以完全抵御寒冷的侵扰，不知身体单薄的老伴在另一个世界里是否能经受得住严冬的折磨，假若泉下有知，她该回来看一眼，自打她去后家中所发生的变化，看一看曾经让她魂牵梦萦的孙子们。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每当她从电话里听到来自银川，最小的孙女茜茜甜甜的呼叫声时，她的脸上总会绽出灿烂的笑容，心里美滋滋的，一连几天都会沉浸在美好的回味之中。谁料如今她竟这样狠心的离他（她）们而去，竟没有留下一丝留恋的余地。但我明白，她不是一个薄情寡意的人，她也一定是苦苦挣扎过，依依难舍，她一定是“苦恋故园千行泪，难舍亲人一片情”（挽妻联）。

    我的弟弟比我小三岁，生相属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诞生，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失误，幸运的是，抗战既已胜利，只经过三、四年的解放战争，所有战乱均已结束，这就标志着从此以后就进入到由乱而治的历史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再不必为躲避战乱而整日惶惶不安；失误的是他投错了胎，不该降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庭。尽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政府都在口头上高喊“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可是在具体操作中，处处把这些子女当阶级敌人对待，什么地方体现过党的‘宽大’政策，对这些人曾另眼相看。因此，经过多年来的种种挫折和磨砺，才造就了他悲观失望，暴躁自弃的独特性格。

    因家中缺乏劳力，一九五九年，虚岁刚满十六岁的弟弟便辍学上了水利工地，为了供我上学，他给我作了铺路石。和大人干的是一样活，可是每天只挣五分工，领导有批评他的权利，人人有骂他的权利，尽管干活很出色，就是没有当模范的权利。年年被社员们评为劳模，年年被上级刷下来，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

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水利工地上的民兵打靶。当年，全民皆兵的军事训练席卷全国，水利工地上的民工也不例外。瞄准、搏斗、刺杀各项例行程序完毕以后，每人实弹射击，限打三枪。当轮到他时，已经把枪端在手里，却被公社武装干事将枪夺走，说是他没有射击的权利，并批评民工连长阶级观念模糊，斗争意识不强，起初就不该让他参加训练。面对这种状况，即就是涵养再高的人也难以接受这种屈辱。何方是净土，何处有青天？审时度势，我弟弟选择了隐忍。他只有把委屈咽进肚里。回家以后，他实在难以压抑那激愤的情绪，便一古脑将怨气都发泄到父母身上，埋怨父母影响了后代，给儿女铸就了终生枷锁，永世也不得翻身。父母还能说什么呢，他们明白，再多的解释也是徒劳的，只得默默承受。那天晚上，我整夜都听见老人的叹息声。

    我弟弟的性格粗犷而豪放，办事却细致而认真，有一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宁叫挣死牛，不叫打住车’，这是对他的真实写照。干活踏实卖力，从不偷懒。他总想以辛勤的汗水洗清别人眼中的偏见，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当时大的政治气候，在左右着人们的思潮，不能因为你干活时竭尽全力，甚至于丢掉性命，就会对你流下同情的眼泪。周围的大部分人都在用扭曲的灵魂和极端的偏见对待一切事物，什么友情、乡情、亲情都变得十分淡漠。对于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不要奢望能得到表扬和奖励，只要不故意找岔子，无事生非，不在‘好肉上生疮’就已经是十分万幸的了。

    即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受世俗观念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人总还认为那些曾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人虽然被解除了精神上的枷锁，但仍然应该是被别人奴役的对象，永远没有说话的机会。一九八0年，我弟弟就曾经遇到过一件让他痛心疾首的事情。政治开明，百废待兴，十一届三中全会扭转了中国这只航船。我弟弟有幸被选为生产队的副队长，他带领二十几名社员去宝鸡搞副业。在劳动时，他批评有些人干活不卖力，投机取巧，说出门挣不下钱，回家就挣不下工。谁知有人破口大骂：“不要认为给你家摘了帽子就可以翘尾巴了。你不要忘了，你是十八层地狱冒出的那个小鬼……”当时他虽然恶气难咽，但他明白形势，他没有能力领导这帮人，“既然管不了，不管还不行么？”他抱着这种信念，一气之下，拉上自家的架子车，装上行李，连夜离开宝鸡步行一百二十多里，赶在第二天天黑前回到家里，他那倔强、执拗的性格从这里可见一斑。

    我弟弟的婚姻坎坷而曲折，三次折腾搞得全家焦头烂额。时乖命蹇，命运不济，各种压力从八方袭来，这个处在狂风巨浪中的家庭小舟，随时会有被颠覆的危险。但求生的欲望人皆有之，难道因为关隘重重就不继续生活下去了么？“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就是坚持这一信念，从危机四伏的夹缝中，跌跌撞撞，踏出一条心酸的小路，艰难的站立在这个世上，没有让它崩溃。

    第一次婚约是在一九五七年订立的，当年，虽然经过反右斗争，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没有绷的那么紧。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日益加剧，“阶级敌人”和“四类分子”等概念被日渐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农村中逐渐形成了两个水火不能相容的阵容，一个是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专政集团，另一个是以四类分子为主体的被专政集团，而后者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不论大小事情一律上纲上线，四类分子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严密监视，好象这些阶级敌人随时都会发动什么叛乱似的，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在这种大的政治背景下，婚姻择偶时的家庭成份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假若一时不慎，就会造成失败的结局。出身不好的子女，不论是择妻或嫁女都是不易之事，有人梦想改换门庭，跳出苦海，抑或想攀高附贵，最后都将以失败而告终。过去，人们常用“门当户对”来抨击那些择偶中的旧观念，谁料如今却成了时尚，这都是新社会，新政策下应运而生的新潮现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策。

    第一次婚约的解除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女方家庭是贫下中农。按照过去的常规，假若女方主动提出退婚，所有彩礼和几年来的零星花销都得如数退还，可是谁叫咱是剥削阶级家庭呢，势弱气短，难以争辩，最终只象征性的拿回了连零头都不够的东西。

    第二次婚约，订的迅速而简单，是女方父亲托媒人前来提亲的，并传来口信，说他最喜欢和高成份的人家结亲，因为他家也是上中农，这样两家心里都感到踏实。既然有人看得起咱，又是主动求婚，何乐而不为，全家人喜出望外，也就乐允其事。真是好事多磨。谁知不到一年，媒人登门，带来一个坏消息，女方的父亲是党员，他们村上的支部书记，知道他把女儿许给地主的儿子，便以阶级路线不清逼他退婚，并以党籍作筹码，威胁他，要他在婚姻和党籍这二者之中必选其一。媒人说，她和女方的父亲都感到内疚，望能得到谅解。话已说到这份上，哪里还有继续维持下去的道理，我们也能理解他的艰难处境，不能强人所难，也就爽快答应解除婚约。这一场本来和顺美满的姻缘就这样被人为的高压活活拆散了。我真佩服对方大队的党组织，阶级斗争的观念，竟如此强烈，对群众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了解的如此详细，这样的明察秋毫，体察入微，假若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能达到如此慎密那才真不愧为党的忠实干部。

    每个人的一生，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仕途、婚姻、交际等都是一路坦途，事事顺心，虽有坎坷，但不一定老在一个事情上跌跤。我弟弟的婚事，对全家人的打击是残酷而惨重的，这一次次的挫折，使家人陷入茫无头绪的慌乱之中，一时谁都拿不定主意，也不知下一步该从何处入手。后来经过全家反复协商，一连订出几套方案，可是斟酌以后，又一个个被推翻，因为几个方案都不切合实际。其中第一个方案就是想方找个外地的姑娘。在三年困难时期，那些甘肃偏远地区的姑娘经受不住饥饿的折磨，为了糊口，便来到陕西，只要能混个温饱便甘心留下来。已经在本地扎根生活了四五年的也为数不少，辛勤劳动生儿育女，和当地人融合一体。可是如今，时过境迁，外地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只要能勉强度日，谁人还会抛家离舍远走他乡呢？就是托人带来了姑娘，人家也不一定会甘愿跳咱这个火坑，所以这个方案实不可取。第二个办法就是倒插门，作上门女婿。这也实在是无奈之举，是下下之策。在当时的政策形势下， 家庭成份高或出身不好的男青年因条件所迫被女方招赘者大有人在。且绝大多数女性都是结过婚的妇女，有的是被男方抛弃离婚不离家，有的是男主人遭遇不幸，上门者是替人顶门立户，赡养父母，抚养后代，诸多事情，难得尽如人意。况且自古就流传着这样一句童谣，“上门汉，二年半，二年不到拿棍撵”。我家只有兄弟两人，没有多余的人给他人作嫁衣裳。况且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或许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意想不到的“柳暗花明”，上苍会恩赐给我们久违了的机缘。同时我从一位哲人的名言中受到了启发：“前方是绝路，希望在拐角”我奢想，或许政府能体恤我们这些下层人的艰难处境，网开一面，给这些人留一线生机。或许是我弟弟的机缘未到，好事多磨，前两次是月下老人牵错了线，才导致姻缘失败，说不定如今正在忙着撮合之中……，为此我极力否定了这一设想，并稳定大家的情绪，宽慰他们急切的心情，耐心等待良缘的到来。

    虽然我在用最美好的假设去安慰大家，其实我的心里也实在没底，只不过是安定人心，度过危机的权宜之计。在家里，我是长子，理应替父母分忧解愁。为弟弟解决终身大事，更是我责无旁贷的责任。况且经过两次挫折，年龄日长，婚姻大事，实在是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遍求四方亲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务必在最短的时间内，促成此事，以完成全家人的一腔心愿。

    鉴于前两次姻缘失败的教训，这次我们事前就确定了三项基本方针，以减少在此后的进程中少走弯路：一是绝对保密，不能张扬，不喧哗，以避免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搬弄是非，恶意中伤。二是不要在近处找，尽量相距远些好。虽然近了方便，但离得近了，彼此都很熟悉，谁家门朝哪面开，谁家房是咋样盖，闭着眼都能找到。人熟是非多。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一定要门当户对，要找家庭状况及身世和我家相称的，遭遇和背景相似的，这样才能风雨与共，同舟共济，谁也不会嫌弃谁。但要明白，这绝不是同流合污，也不是臭气相投，而是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事出无奈的举措罢了，这正应了千古所流传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精辟论断。

    另外，还要坚持的一个要点就是始终不要向对方隐瞒自己的观点，要敢于自揭其丑，把错误及缺点暴露给对方让人家品鉴，选择，让对方决定是否能甘心情愿的和你过日子。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时势所迫而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准则，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处处光明磊落。

    命运之神总是青睐那些怀有赤诚之心的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此后不到两月，有位远方亲戚就带来好消息，说在离我家二十多里路的扶风县境内，有一户家庭和我家的要求十分吻合，也在各地寻访，希望给女儿物色一位相匹配的对象。据说女儿是高中毕业，父亲曾在解放前的省教育厅干过事，西安解放时因不明真相，一时站错了队退隐在家，最终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女儿的婚事上可能同样受过挫折，不然怎么能将女儿的年龄耽搁的这么大。我两家堪称同病相怜，是一对饱受磨难的难兄难弟，假若不是当时政策的约束和制衡，我们这个永世务农的庄稼汉永远也高攀不上这个远居外县的书香门第。

    两家一拍即合，一切都很顺当，所有事宜，如会面，纳聘，协商等等都在暗中进行，做到了绝对保密。一直到结婚的前两天，乡党和邻居才得到消息，大家都流露出惊异的目光。婚事办的朴素而简单。我们始终奉行这一原则，不求奢华，只要婚姻和美，以后的日子还得全靠自己打拼。“完成一件儿女事，了却两家父母心”，总算是尽到了该尽的责任。一场牵动全家和所有亲朋神经的大事，虽然屡经风波，如今总算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弟弟干起活来是一员猛将，常以顽强和勇敢著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些危险活社员们都爱叫上他，如有些高处的活，某些弄权者便怂恿他：“你灵巧，有胆量，这种活非你莫属”。遇到下水淘井，明知是危险事，又撺掇他：“你有力气，有窍道，还是你下去”。他心里明知干的再好，也得不到好的结果，但经不住别人鼓动，时时处处冲在前面，因此他便成了队里外派劳动力打头阵的急先锋。多年来，他在虢镇修过引渭渠，在汤峪修过进山公路，在霸王河干过治河工程，在斜峪关修过水库，常年奔波在外，饱受风霜之苦。可以说和我一道，为了维持这个家计撑起了半壁江山，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在文化大革命中，出身不好的“黑五类”是生产队里倍受歧视，任人宰割的对象，干的脏累活，挣的最低工，“吃的瞎，片的扎，架子车没气照样拉”，挨批挨训是家常饭，罚工扣分理所当然。为此我苦思冥想，怎样才能改变这种处境，如何才能改变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求得出路，只有自己解放自己，不要祈求别人对自己的怜悯，那是魔鬼的眼泪，这种怜悯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从此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学会木匠，要填补我们村里几代没有木匠这个空白，要让别人有求与我，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不但要解脱自己，还要让弟弟也能够搭上这趟便车，掌握一门养家糊口的微末技艺。

    我弟弟和我的想法大相径庭。他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认为有手艺和没手艺没有多大区别，既不能改变家庭处境，又不能改变个人命运，就像我一样，虽然技术不错，给队里每年干了不少活，省了不少钱，自己还摊了那么些家具，到头来还没有别人工分高，真是吃力不讨好。甚至有人说我夏天干活在树荫下，冬天干活在避风处，还能随时烤火，简直是太舒服了。也有人提出，要培养贫下中农自己的技术队伍，把我的家具没收充公，以后不准再干木活。对于这些议论，我都置若罔闻。因为任何解释和辩白都是徒劳无益，提这种意见的人都是心怀鬼胎。只要队长派自己，自己就得干，谁愿意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反正干啥活都为挣工分。工分低，只要抓紧时间，少缺勤，照样能够得到补偿。我总认为干木工活，不光只是凭蛮力，它还可以锻炼思维，开发智力。就以盖房为例，不只要懂得木料的软硬，弯曲强度等材料力学，还要掌握房屋的结构力学，这样才会恰如其分的安排木料，哪个能使大梁，哪个该作柱子，使得各归其位，不至于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在日常生活中假若能将一部分精力分散到对技术的钻研上，就会减少一些烦恼，减少一些对现实的悲观和消极思想，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至于因和现实产生抵制情绪，而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

    在我的不断劝导下，他渐渐思想开了窍，认识到我说的有道理便对学手艺有了兴趣。我也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手把手的教他练习基本功，有时还故设迷局，以启发他的思维，让他自己摸索。就这样，不到一年，弟弟便能自己独立完成一些简单家具的制作。后来，我又托人安排他到斜峪关水库工地木工房，从事架子车的修理和装配工作，从此便基本奠定了他后来赖以谋生的木工基础。

    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分田到户，各自经营，从此，我们这些有手艺的人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每年夏秋两季收种以后，其余时间便可自主安排，出外打工，挣些零花钱以贴补家用，再也不必担心会落下“开地下工厂，大搞资本主义”的罪名。对我们这些全靠用手刨食吃的人来说，虽然终生避免不了用汗水去创造财富的命运，但毕竟是心情舒畅，地阔天宽。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我弟弟就凭借他学来的手艺跟随建筑队常年奔波在建筑工地上，多年来转辗各地一直勤劳不息。政策的变化，赋予了他无穷的信心和力量。如今，他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乐趣，越干越有兴头，好象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2002年四月，终因疲劳过度，脑溢血发作，晕倒在工地上。住院医治九天后，眼睛都没有来得及睁一下，便被病魔剥夺了生的权力。时年，刚满六十周岁。

    弟媳是六五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家庭影响，未能进入高等学府。虽有满腹才华，但终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出嫁以后，从那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始终未能摆脱噩梦般的生活。文革前教师奇缺，队里有几个小学刚毕业的青年被推荐为民办教师，而作为高中生的她却没有这个资格。她懊恼不已，悲叹涕零。用她自己的话说“早知读书无用，落此下场，何必寒窗苦读，浪费光阴，没有文化，倒会少些烦恼”，作为一个文化人就这样默默无闻的落寞一生，无奈而无所作为的混迹在芸芸众生之中。如今，儿婚女嫁，本应欢度晚年，谁料前年正月十四，她因高血压跌扑在地，不及抢救，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转眼间竟不辞而去了，结束了她艰难而辛酸的六十七年历程。

    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我始终感到天道不公。为什么对我们这些人如此的残酷无情，他（她）们一生，历经劫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屈辱悲苦默默承受，遭受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如今政治清明，国富民盈，刚刚盼到有了奔头的生活，前半生受尽苦难的人能过几年安稳幸福的日子。可是我的亲人却一个个相继去世，苍天是否有些太薄情寡意，善恶不分，却让那些恶迹累累，搬弄是非，恃强凌弱，欺凌乡里的恶人洋洋自得，继续为非作歹，岂非违背了天公匡扶正义惩恶扬善的宗旨么？

    为何善举无善根，苦命人不得寿永，对此我长久思索，不得其解。后来我逐渐悟出了这个奥秘，从本质上揭开了这个谜底。其根源就在于这些人，在一生的历程中，受到了难以历数的冲击和灾难，早已成为惊弓之鸟，心灵深处已是伤痕累累，整个身体，就是一个被掏尽灵魂的空壳，实在不堪重负，一旦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在别人看来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对他们来说，就成了迈不过的沟坎，就像遇到了灭顶之灾，顿时精神崩溃，甚或难逃噩运，这种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精神障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很难消除殆尽的，除非这批人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望着杂乱排列的坟墓和随风摇曳的衰草，我又一次陷入沉思，我家两代六位老人中，就只剩下我一个了，老伴，弟弟，和弟媳，已经长眠在父母的膝下，而将无尽的思念抛给了我。虽然儿女孝顺，衣食无忧，但心中的酸楚和漫长的孤寂，有谁能够体会得来，除非熬到油尽灯枯，吃完尘世上最后一口粮，这里就是我的最后归宿，那时再来陪伴泉下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