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世间风情】长篇纪实文学《心劫》连载 16 第一卷 《追忆篇》〈深沉的爱〉
●作者：王颖悟（宝鸡）
深沉的爱
●文/王颖悟
人常说：父子之爱，亲情之爱，家庭之爱，真是大爱无疆。这种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就象一瓶陈年老酒，时间越长，醇味越浓烈。我静夜遐思，细细回味，总觉得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对于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至今怀有极大的愧疚。对我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来说，也该到了盘点一生的时候了。
我家兄弟姊妹五人，我排行为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曾听母亲说过，当我出生时她已三十二岁，因此，便真正成为全家的掌上明珠了，在各个方面都享受着优厚的待遇，经常有姐姐宠着护着。母亲说，我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世间留传着“三岁能记老”的说法，确实如此。就在我四五岁时患过白喉。这是一种很难治的病，发作起来，喉咙肿胀，堵住呼吸，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因此父母和家人整天守在身边，昼夜不敢合眼。有一次我疼得胡抓乱闹，竟将母亲的脸抓出几道血痕，母亲非但不恼，却仍然紧紧的抱着我，她那微笑而挂满血珠的面容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又记得此后不久，我染上毒疮，久治无效。听人说汤峪温泉水可以洗好这个病，因此父母又轮换着背我去汤峪。当时没有什么出行条件，只好依靠步行。就这样一天之内来回行走八十多里，回到家时已是半夜时分。当晚，父亲在灯下挑破脚上血泡时的场景也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母亲有永远干不完的活。当时家中姊妹年纪尚小，大姐虽然比我大七八岁，但因是女孩不便帮父亲干农活，因此母亲就成了父亲里里外外的好帮手。农忙时一同下地，回到家里，母亲和姐姐们做饭，父亲就挑水、垫圈、喂牲口，整日间，没有一点清闲的时间。冬季地冻以后就开始吆上毛驴，架上驮筐给地里送粪。此后，稍有空闲便每天早晨肩扛铁掀，挑上拌笼四处游转，到坡根土壕等地方去拾粪。看到日渐高涨的粪堆，他心里便美滋滋的。他永远懂得“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道理。他知道，只有把地侍弄好才能多打粮食，他在用艰辛的劳动去兑现对土地的承诺。
我的父亲是个“土地癖”，对土地特别嗜好，凡是遇到谁家有土地出卖时，便不论三分四分，不论地片大小，照买不误，十五亩土地，竟有四十多张买地契约。凭借自己每年那点微薄的盈余，总是不惜代价的把它弄到手。他偏执的认为：只有地是刮金板，地是聚宝盆，只要有了地，便可生长万物，便可发家致富，就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才招致终生难以摆脱的灭顶之灾，赢得了“地主”的“美誉”，并闹出了滑天下之大稽的政治笑话——被土改工作组冠以“横行乡里，欺霸一方”的帽子！
土改时，我痛恨过“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我也咒骂过“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可是我却怎么也不敢把他们和我的父亲等同起来。不要说欺压乡里，鱼肉百姓，可能他连想也没敢想过，更不可能付诸行动了。从此以后，或许是因为我的幼稚和无知甚或是囿于亲情关系的缘故，始终在我思想中打下一个永难排解的死结。
我的父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对“三字经”、“百家姓”、“朱子家训”等书都能倒背如流。他也要求我和弟弟和他一样把这些文章读通弄懂，并时时督促我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练习毛笔字。他说一笔好字是人的外才，可为人的内才增色不少。因此他经常为我准备好成捆的毛边纸和笔墨砚台，天若下雨，不能外出时必须规规矩矩的坐在家里练习大字，直到把整张纸写得无处可写为止。在生活上总是很抠，可是在学习的费用上他决不吝啬。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你们能争气上进，我会倾其所有，我不勉强你们个个成才，只要你们能够成人，我也就满足了。他又谆谆教导我们怎样处事，怎样作人，不要贪图安逸，争取在年轻时更多接受艰苦的磨练，好为终生的历程奠定牢固的基础。
望子成龙是为人父母者最恳切最淳朴的企求，可是我父亲作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农民却独具这种强烈的愿望，他确实给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注入了不少的力量。
据我父亲讲，我家在抗战胜利前后，也和很多家庭一样，处在苦苦挣扎的边缘，只是在后来慢慢有了好转，全靠他起早贪黑，精心务作和合理筹划才使光景有了起色。并不是人们所想象中的独霸一方的毫绅世家，也并非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官商大户，只不过能混个肚饱身暖，勉强度日罢了。孰料却在土改运动中落了个“地主”的头衔，分浮财时仅分走了一头骡子，三间厦房和间半大房及一个红柜，这些就是一个地主家中最值钱的东西了。
土地改革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土地革命，‘君子怨命不怨天’，我父亲认为那是自己的造化，谁让咱争强好胜，勉强出人头地，早知如此，还不如将地卖光抽了鸦片，省得落此下场。后来他又想，现在剩下六亩地，一家务作，毫不费力，倒比过去轻省了许多。过去地多，农忙时忙不过来叫个短工，反而落下个‘剥削穷人’的罪名。至于“地主”这个帽子，戴就戴着吧，反正戴这个帽子的人又不只我一个，他倒坦然待之。其实他错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日益加剧，他越来越感到这顶帽子的沉重，时时处在风口浪尖上，以致于后来终于被这顶帽子所压垮。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巨浪在涤荡着每个人的灵魂。早已成为专政对象的“四类分子”这时就更顺理成章的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各造反派之间互相攻击、互相发泄私愤的活靶子。为表示对毛主度的忠心，这一派的批斗会还没结束，那一派又将“四类分子”押去游街示众。整天喊口号，念语录，斗个不休，大有将这些‘残渣余孽’整不垮，斗不死决不罢休之意。
我的父母当然难以幸免。尤其是父亲，天天站会，挨斗不误，不论大会小会，他都会喋喋不休的重复一句话向与会者表示深深的忏悔：“我欺压过群众，我剥削过贫下中农，曾经骑在某人的脖子上撒过尿，曾在某人院里拉过屎……”因为他知道把自己说的不够坏，检讨的不深刻，革命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以外，经济上的盘剥就更令他难以接受。平日里经常参加那些名目繁多的义务劳动，本身就不挣工分，可是那铁定的“四类分子”义务工还得扣除，本人不够，就从全家人的工分里扣，因此全家人劳动一年不分队里一分钱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记得一九六八年，队里种了二亩西瓜，幼苗时虫灾严重，防虫时用药过重，导致瓜苗枯死不少。当西瓜长到拳头大时，每天晚上由四类分子义务看管。务瓜人睡在瓜棚里，而我父亲则睡在瓜地另一端的露天地头，早晨起来，被子全被露水湿透。当瓜将熟时却又被调去义务看守梨园。然而就在某天早晨，大路旁的地里有一颗跌破的大西瓜，足有二十几斤重。社员们都说这是外地卖瓜车掉下来的，根本和咱队的西瓜不是一个品种，咱队是绿皮的，而这个瓜是花皮的。况且咱队地里就没有这么大的瓜，三个加起来也没有这个重。可是当权者却硬说是我父亲看管失误，被人盗窃。到现场察看，凡是地里缺一个苗的地方就算是被偷一个瓜，每个瓜按二十斤计，每斤又高于市场价折算，其结果我们全家五个劳动力的全年劳动所得就被罚了个分文不留。当权者在作出这种决断时可曾想过，他们为这个十二口之众的“剥削阶级”家庭留下了多大的生存空间，又为他们的后代留下了多少难以抹去的阴影。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社会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出身于这种家庭的年轻人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是应该赞同革命群众的作法，还是同情自己的亲人。其实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政府应该理智的认识到，那些被历次政治运动所推翻的阶级和意识形态，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他们虽然人还在但心不死的人毕竟是少数，除过极个别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之外，绝大部分的成员都在夹着尾巴做人，并没有对周围的其它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更不必草木皆兵，伤及面太广罪及无辜，把那些本应团结过来的子女推到绝望的边缘。
当时，有人成天大喊要和家庭和父母划清界限，如何划清？难道喊几句口号，批斗几次，和亲人形同陌路分居就是划清界线了么？要知道，改造世界观不是说说就能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改造肢体那么简单，只有和他们不同流合污，不包庇他们的错误作法和观点，多向好的方向引导，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就算是尽到作为人子的责任了。
长此以往我父亲的精神每况愈下，常常独自叹息责备自己影响了子女，拖累了全家，给后代招来了永远也挣脱不掉的紧箍咒，时时流露出轻生的念头。然而不久，由于他那脆弱的心理防线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脑溢血这个病魔夺去了他的健康，虽经治疗，但效果不佳，最终转往宝鸡。
家乡治疗已是资财罄尽，今去宝鸡钱从何来。但病不能耽搁。无奈之下，只好四处求借，亲朋邻里尽知家中变故，都暗中相帮，这家五块，那家十块，整整凑足五十多元，便开始了艰难的宝鸡之行。
听人说，中药对脑溢血病的后期治疗效果不错，因此便决定在宝鸡市中医医院用中药调理。因缺钱住不起医院，就住在旅社里，每天去医院看门诊取药，回到旅社，再行煎服。总期望病情有所好转，即就是以后再不能继续干活，总比这样匆匆逝去而让子女心中不忍。
医院附近就有旅社，可是拮据的经济现状不允许我们住这样高贵的房间。最后选在医院东边二百多米远的工农旅社，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的主要原因一是价钱低，二是这里有一个整日不灭的火炉，可以烧水熬药，烤衣服，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方便。
这个旅社位于街道南侧，坐南向北，院子比街道低五六个台阶。我父亲由于脑病的影响双腿僵直不能行走，因此上医院和回旅社都得背着走。好在我年轻力壮，一天走一个来回不算什么，倒是他人老骨瘦，颠颠簸簸极不舒服，经常会听到他在背上发出的呻吟声。
住进旅社的第一天，下午熬药时使我犯了难，急急找不到药锅。明明上午登记旅社时就见到火炉上有人熬药，可是问女服务员时，她却说是顾客的，我又去问住店的顾客，他们却又说是旅社的。我明白，这是因为我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些关系还没有理顺。假若实在找不到，就得上街去买，先不论是否能寻见卖药锅的地方，即就是找见了又要多花一笔不必要花的钱……，正当我一筹莫展，低头冥思之际，忽然看见那位女服务员正往火炉旁提煤。由于炉子在高处，她便将一拌笼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挪。看到这里，我便赶上前去，帮她把煤提到炉前去，接着又提了两拌笼。她什么话也没说，只微微朝我笑了笑，算是表达她的谢意。
过了一会，正当我回到房间给父亲喂饭时，那个服务员来到跟前，她送来一个药锅。我憨憨的一笑，连个谢字都没说出口，她便转身离去了。临走时只轻轻的说了一声“快去煎药，小心别打碎了”！我顿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人和人的沟通是这样的容易和平凡，只要用真诚去换取真诚，世间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没有越不过去的沟沟坎坎。
世人常说，每个人在一生中要当两次小孩，小时候要依赖父母的扶养和呵护，及至年迈又要依靠子女的赡养和侍奉，这是自然规律，也是作为后代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可是我父亲却就我对他的护理和照顾，时时表现出自责和愧疚。他总认为完全因为他的缘故而影响了子女的升学和就业，因为疾病而导致家徒四壁，负债累累，是他拖累了整个家庭。我甚至有几次发现他有拒绝就医的迹象。
疾病折磨得他半身不遂，行动不便，除过说话有些迟钝外，思维还算清晰。他曾劝我不要再为他治病了。他不忍看到因为给他治病而让我忍饥挨饿，因为我的一举一动，始终没有欺骗了他锐敏的眼睛。当我每次买饭给他时，他总是先问我吃了没有，在我向他一再保证已经吃过后，他才迟疑的张开口，让我给他喂，每次待吃到多一半时他就再不张口，硬说是吃饱了，我就把剩下的饭全部吃完，决不让它浪费。其实我也并不是饿着肚子给父亲看病，而是在给他买饭之前，在饭馆里自己先吃一碗八分钱的素面，然后再给父亲买些好的补养的吃食。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只能吃这最便宜的东西。我详细算过，就这样只我一个人每天两碗面就吃掉了我在生产队半天的劳动所得，——因为那时队里劳动所值每天不足三毛钱。
治疗几天以后，由于中药的作用，腹泻不止，每天数次，常常不能自控。每当我为他擦洗时，父亲总是流露出自惭的神情，并滴下激动的泪水，嘴里嗫嚅着模糊不清的话语。我安慰他，不要太在意，这是儿女应尽的孝道。您老当年不就是这样扶养我的吗？他听后破涕为笑，安详的躺在床上，静静的看着我给他收拾衣服，我的行为和解释，使他感到欣慰。
秋雨绵绵，凉意袭人，健康人横竖好过，病人则倍觉寒冷。我将两张单人床并在一块，晚上和衣而睡，将另一半被子给他压在身上，既可借助体温相互取暖，又可防止父亲翻身出现意外，总算解决了御寒的问题。但弄脏的衣服洗净后不能及时晾干却成了亟待解决的事情。这时又多亏了那位女服务员。她找来铁丝用钳子折成三角形衣架，支撑在火炉侧面，借助余热的温度，对湿衣服进行烘烤，她也曾不时的趁我上街之际帮我照看父亲，怕身边没人从床上掉下来。对于她的种种善举，我只有从心底感激她，预祝她好人一生平安，并深深的的感悟到纯美的人间真情。
对于父亲的病，我不放弃，对于他这个人我也决不放弃，不但要拯救他的灵魂，也要拯救他的躯体。我始终觉得，他不是那种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他遭受批斗历经磨难不是罪有应得，而是罪不当罚，也可以说是罪及无辜。这种阶级的存在，也是改朝换代政权更替的历史必然产物。总不能因为满清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将那些贵族的遗老遗少赶尽杀绝，让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只要他们退出历史舞台，不再危害社会，不去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不是同样可以和当政者和睦共处么？因此政府更不必担忧我们这些最平凡不过的百姓庸庸碌碌的活在世上，只不过为他人作个陪衬，为大千世界作个点缀而已，有什么能力去危害政权，而每个人作为红尘中的一分子，也不必整日间个个象乌眼鸡一样争争斗斗闹个不休，把本来就很有限的精力、时光和亲情都消蚀在无限的搏斗之中，何日是个尽头。
虽经多方就医，终因回天无力，没有搭救下他那孱弱的生命，父亲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去世。从患病到辞世整整四年。在这漫长的四年中他经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度过了他生命历程中最艰难的岁月；从此他再也不会被人扶上摇摇晃晃的高凳子接受永无休止的批斗会；再也不会怀抱扫帚，守候在公路上，去清扫那沉积多日的积雪；再不会担心因拉不动架子车而跌爬在平整土地的工地上……，他走了，他得到了解脱，他带着残缺的灵魂和肢体彻底走了，走向另一个世界，然而他留给后代及家庭的精神桎梏却没有因他的去世而减轻，至少在此后的十余年中，还在重重的笼罩着他们的心灵。
父亲因病给家庭留下的外债我整整还了八年，直到一九八0年才基本还清。然而对此，我没有后悔，没有抱怨。我认为值，我尽到了一个子女该尽的责任，假若因为惜钱而贻误了治疗时机，这种缺憾是无法用金钱去衡量的。钱财上的外债可以慢慢偿还，然而“心债”却是终生难以补偿的。
我感戴父亲，不只因为他给了我生命，而最重要的是他抚养我成长，教我识字，教我怎样堂堂正正的作人。他给了我品质，给了我力量。虽然我终生生活在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却没有因为行为不轨和言语不当而遭受外界非议和政治冲击，这都是精神的力量在起着主导作用。盘点一生，我就象一颗流星虽然划过夜空，一闪即逝，但至少还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些许亮光。假若死去以后，能在人群中发出一两声叹息，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吾慰足矣！
我的母亲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缠着一双小脚，从旧社会一路走来。由于我们姐妹都小，给父亲帮不上忙，因此她便成为父亲里里外外的好帮手，平时除过做饭、纺线织布、缝衣服，还帮父亲铡草、垫圈喂牲口，不论是场里地里，摞麦、扬场、撒籽样样能干。由于劳动出色，从初级社到高级社每年都被社员们评为劳动模范，可是当报到大队时，却被刷下来，说是劳动改造的结果，不能予以表扬，母亲也漠然待之，就当没有这回事。
父亲患病以后，全靠母亲的精心护理才使父亲没有遭受更大的折磨。她除了每天做好全家的三顿饭以外，就是给父亲喂饭擦洗身体，洗衣服料理家务，把我们子女从繁杂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去参加队里的劳动。试想，当年没有母亲的尽力担当，这个十二口之众的家庭将会乱成什么样子。
曾记得，在一九七二年的春天盖房时，我头部受伤，缝了七针。因工期太紧，拆线后第二天，我头缠纱布又去外地干活了。去后的第三天，我的母亲臂挎一蓝鸡蛋，手拖我八岁的大女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惊讶的望着她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里离家里二十多里路，又是个偏僻的地方，我不知她们祖孙俩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一定是费了不少周折，走了不少弯路，不然怎么会从早晨一直走到日过正午。我心里酸酸的不知该用什么话去安慰她老人家。她细心的看了看我的伤，问了问我病情，叮咛我一定要注意伤口，保证安全，絮絮叨叨总有说不完的话。又坐了一会儿，只喝了一杯水，她就要返程回家。我让她把鸡蛋拿回去，因为我父亲在病中也需要补养。我更知道那时的鸡蛋十分珍贵，大部分人家都是靠它来换油盐的，我家没有养鸡，这一定是母亲走门串户，东家两个，西家三个，一点一点凑集起来的。她说我失血太多，身体虚弱，用鸡蛋补养补养才能好的快些。实在推辞不掉，便把鸡蛋留了下来。于我而言那不是鸡蛋，而是母亲那颗比金子还珍贵的爱子之心。
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我潸然泪下。她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看着她蹒跚的步子和迎风飘拂的白发，我激情难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儿女是娘的心头肉”的真实含义。
父母的爱是真挚的爱，伟大的爱，是至情至理的爱，真是大爱无疆。这种爱还会延伸到子孙后辈。我和弟弟共有九个孩子，试想，这九个孩子的诞生，哪个不是奶奶护理的；又有哪个孙子没在奶奶的腿上拉过屎，撒过尿；又有哪个孙子没有在奶奶的扶持下学会走路，学过说话……。对于这种无量的功德和比大海还要深沉的爱，我们作晚辈的应该如何去补报，用什么去慰藉她们的在天之灵？母亲虽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可是当年她怀里抱着小的，手里拖着大的，跟在背后的一字长蛇阵却至今历历在目，时时呈现在眼前，那就象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老照片，将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我的母亲于一九八七年去世。是年她虽然摆脱了政治上的枷锁，但却未能逃脱疾病的折磨。生前我曾向她许诺过，等家中经济状况好转以后，我要让她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让她穿世界上最名贵的衣服，以报答她对我的疼爱之心。可是我食言了，没有办到，她也没有等到那一天。后来我痛不欲生，悔恨当时为什么不倾其所有，稍微去满足一下她老人家这点期望，为什么要等到攒足了钱以后才实施呢？岂不知，时间可以等，生命是不等人的，等老人去世以后，那时纵有家财万贯，又何济于事，只能追悔莫及，抱憾终身。
我父亲患病时，有母亲终日侍奉，喂药喂饭，汤水不误，可是当我母亲生病时，虽然有人照顾，但却没有那么尽如人意了，总有一些料理不到的地方。我们子女为了家计，终日疲于奔命，常年奔波于异地他乡，很少有陪伴母亲的时间，更不要说侍疾在侧，亲奉汤药了，因此使老人受到冷落，感到孤寂，使她那颗饱经世情冷暖，早已伤痕累累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摧残，这也是母亲去世以后，让我刻骨铭心，遗恨终生的一大憾事。
古人有云：“行孝不能等，行善不能等”，此话千真万确。作为子女，只要尽其所能，及时行孝，多多侍奉左右，常常嘘寒问暖，说说体己话，拉拉家常事，其实这比山珍海味和绫罗绸缎更为贵重，假若错失良机，只会落个“想睹音容空有泪，欲聆教诲杳无声”的悲惨场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