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遂的中国诗人节
文/北塔
端午节自从加入纪念诗祖屈原的内涵开始，就成了中国的准诗人节。到了“万恶”的国民党时代，在国共合作同仇敌忾的抗日战争的硝烟里，屈原作为反侵略文化英雄的身份和形象被空前强调和弘扬。
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陪都重庆举行了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有人提议以每年的端午节为中国的诗人节。
因为响应者众多,次年的端午节，日子正好跟今年一样，5月3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届诗人节活动在陪都隆重举行。活动还是由“文协”这个抗战时期最大的全国性文化组织主办，据主持“文协”日常工作的总务部主任老舍回忆，参与者阵容豪华，有许多“党国要员”，如于右任（监察院长）、陈立夫（组织部长）、孙科（立法院长）、梁寒操（宣传部副部长）、冯玉祥（副委员长）；也有郭沬若这样的文化名流。
大会选举于右任为诗人节主席，老舍为主持。二人做了主题演讲，郭沬若作了有关屈原的考证说明，李可染作了屈子画像，安娥、高兰等作诗朗诵，马思聪等演奏了音乐。老舍与冰心、胡风、郭沬若、臧克家等53人，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以《诗人节缘起》为题，载于当日重庆《新华日报》。其中说：“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1942年6月18日，第二届中国诗人节办成了国际化的，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和中苏文化协会主办，与纪念高尔基逝世6周年（1936年6月18日)结合了起来。
此后几年，官方参与度越来越少，而民间的热情越来越高。1945年至1946年间的成都、重庆等地，民间举行了大规模的诗人节活动。
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国共分裂，屈子精神中的反侵略象征意义被淡化，1946年以后，官方和民间都很少有诗人节活动。
解放以后，尤其是最近几年，有识之士呼吁恢复端午诗人节的名号。上层不置可否。我揣摩，原因有三。
诗人毕竟是“少数”，就像少数民族的节日只能他们自己族内玩玩，不能上升扩大为全国性的节日。
中国的诗人历来多以患难与共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没有了外侮的压力，也就似乎不必要强调诗人的社会作用了；节日云云，如果是闹着玩，那就可有可无了。
更加内在、更加要命的是：屈原那种敢跟领导提意见的性格、那种好发牢骚的习惯、那种宁死不屈的意志、那种对结党营私的厌恶、那种对小人文化的鄙夷，如果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推而广之，恐怕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以纪念屈原为主题的中国诗人节只能不了了之，半途而废。
既然没有官方认可的全国性的诗人节，诗人们只好过国际诗人节——世界诗歌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30届大会上确定3月21日为世界诗歌日，主要目的是支持通过诗歌表达语言的多样性，并让濒危语言有机会得到聆听。
不过呢，广大中国诗民觉得，屈原精神是普适的诗歌价值，没有任何时空的条件限制。哪怕不是以纪念屈原的名义，这种价值也值得我们珍视并坚持。
除了“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这屈原精神还有其它重要内涵值得我们效仿，比如独清独醒的洁身自好、坚贞不改的个人节操、独立不羁的人格追求、坚定不渝的爱国情怀、万物有灵的世界观、九死未悔的意志力、飞腾的想象力、巨大的词汇量等等都是我们现在依然需要保持并加强的素质。
屈原精神正是我奉行一生的价值观。
北塔：原名徐伟锋，生于苏州吴江，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世界诗人大会常务副秘书长、执行委员兼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秘书长、河北师范大学任客座教授、京港地铁“四号诗歌坊”公益文化项目学术顾问、香港汉英双语《当代诗坛》杂志副主编、世界汉诗协会副会长。曾参与“九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曾受中国作家协会邀请为第一至三届“鲁迅文学奖”撰写专家审读报告，曾受邀赴美国、蒙古、韩国、荷兰、马其顿等10余国参加研讨、采风、朗诵和讲座等各类文学活动，曾率中国大陆诗歌代表团出访墨西哥、匈牙利、台湾、美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并参加诗会。有诗作曾被译成英、德、法、俄、日等10余种外文。曾获《上海文学》奖诗歌奖，香港《诗网络》诗歌创作奖、匈牙利世界诗人大会组织奖、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院院长奖等诸多奖项。
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