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抗战离休干部苗献龄回忆录整理编写）

           文字整理：苗 電

 

内容提要：

        苗献龄，河南西平权寨苗张人，现居河南省郸城县，98岁，中共党员，离休干部，现在身体健康，思路清晰，沟通交流无碍。

       1923年，苗献龄出生于河南省西平县权寨镇苗张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饱受艰辛穷困，13岁为生活所迫，去亲戚家中药铺当学徒，16岁被抓壮丁，在国民党部队10年，49年4月参加解放军。50年4月赴朝鲜作战。

       本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述说了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从农村家庭饥寒交迫的生活，到国民党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抗美援朝战争，福建前线山区备战，转业后地方工作创业，文革中的磨难，平反后工作安置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读后给人以亲历革命发展过程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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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启动。

      10月初，党中央转发紧急指示，宣布取消了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生产以及卫生系统。

       林彪、陈伯达电话会议，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鼓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迅速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状态，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红卫兵全国串联，组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上至中央，下到基层，各行各业、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矛头直指各级领导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天飞，各个单位都有相互拉帮结派、尖锐对立的不同派别。

       我当时作为郸城县卫生科（县卫生局）一把手，又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过近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很自然的就被红卫兵扣在了我的头上，那些十多岁的青少年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认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派，都是批斗的对象。

       那段时间，我被一群红卫兵“揪”出来，头上带着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脖子上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走资派”，被他们押着，天天在郸城县大街小巷“游街”。

        在“游街”过程中，他们还强迫我不停地呼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声音小了，他们就用脚踢我，用拳头打我，甚至还要罚跪。

      白天大会小会的批斗，晚上还要我写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不管你写多少材料，交待多少“问题”，造反派只要有人不满意，你就得继续挨斗，继续游街，继续写检查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能耽误日常工作，如果耽误了工作，这将又是一条罪状。

       这些造反派为了让我屈服，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把我搞垮，就押着我到水泥厂加班加点参加劳动，并且有时候干得少了还不让吃饭。

        就这样过了好久，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竟然发展到不能正常走路，于是，红卫兵们便对我弃置不管了。但是，那时，我依然坚信，这样的状况不会太久，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共产党能够创建新中国，也一定能够救中国！

 

      五十三，被下属提审并施以酷刑

   

       1966年8月到10月间，由于自己是县卫生科主要负责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自然也就成了“走资派”。

        卫生科一个副科长为了爬上科长的位置，便拉了一帮造反派，把我强行从居住处揪出来，送到原李副县长居住的小屋，李副县长因为忍受不了造反派的揪斗侮辱，不久前在这个小屋里自杀了，这两间小房子便成了空房。

        我被押过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我们挤在这两间小房子里，不管白天、晚上，除了吃饭，解手和拉出去批斗，其他时间一概不能走出这个小屋。门外经常有几个造反派看守着。

        这里关押的十多个人，都是县里不同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被拉出去批斗，游街，写检查。这样过了四十九天，他们才放我们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

        记得有一天早饭后，原卫生科副科长派两名造反派骨干，把我从集中关押的小房子里押出来，带到原公费医疗门诊部，不问事由，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我跪到地上。

       我不跪，问他们原因，那个造反派头头就叫人打我，踢我，强迫我跪下。我的双腿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站立不住，就躺在了地上，他们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还是按着头强迫我跪下，对我又踢又打又骂。

        卫生科一个姓田的小头头声色俱厉地大声呵斥，问我知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说不知道，他又大声喊道：你犯的是对抗毛主席，对抗共产党的错，你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多年来，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过自私自利之心，我不贪污不受贿，也从未做过其他违法乱纪的事情。

        他听后更加恼怒，随即让一个姓张的叫过来四个人，对我又是一顿毒打，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伤，疼痛难忍，不断在地上翻滚。 

        就这样，他们折磨我两个多小时，才让人架着我，把我送到了原来关押的小房子里。

        在那些备受屈辱的日子里，我曾多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去追随李副县长，但我没有，因为我依然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我们的党一定会拨乱反正，挽救中国的。

 

        五十四，“劳动改造”

 

         那时候，作为县卫生系统的主要领导，“走资派”的帽子我是摘不掉的，虽然在职时间只有两年，这两年来，我也只是在县卫生系统有点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经常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在县城各个街道游街，并且还经常被押着到很多乡镇去游街，去参加批斗会，我也俨然成了郸城县的大名人了。

       1967年下半年，虽然批斗会少了，但我会经常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到秋渠，到宜路，到城郊，到石槽，到丁村，到白马，到宁平……总之到过很多乡村进行“劳动改造”，卫生系统的一切工作，也都交给了“造反派”来管理了，他们揪斗我的目的也就终于达到了。

        1968年下半年，我在农村的“劳动改造”结束，我又从乡下回到了原单位，但没有了职务。

        过了几天，新领导又以“劳动改造”不彻底，还要继续进行“劳动锻炼”的名义，把我全家从卫生科挤出来，派到县工民医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在县工民医院的那些日子，我们白天被监视着干活，夜里被监视着分住在几间小草屋里。

        我不理解的是，我是国家干部，是中共党员，我犯了错，国家怎么处理我，我都没有怨言，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有什么错呢？他们竟然也要被关起来监视居住，而国家的法律政策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1969年春，县卫生系统领导以我老婆孩子“在城里吃闲饭”为借口，强迫他们迁到乡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郸城县的“城市户口”也被取消了。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农业生产劳动。

         被逼无奈，为了这几个孩子，我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地求孩子的舅舅，把他们娘儿几个接到徐州去住，可是到了那里，孩子舅舅居住的生产队不愿意接收他们，取消城市户口之后，原来供应的最低生活标准也没有了，孩子的老爷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收留了他们，我把每月的工资也全部寄给他们。

        就这样，他们在老爷家住了三年多，直到1972年下半年，中央颁发文件，出台了恢复安置政策，他们母子才恢复了城镇户口，重新回到了郸城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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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電， 字烈光， 河南西平人，中国西平嫘祖诗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理事，驻马店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國新聞報社《盛世诗韵》编辑组主编。近年来主编《盛世诗韵》第一集、第二集；驻马店市《天中记忆·诗词卷·西平篇》编委委员、《西平古今诗词选》副主编、《黉门今古》杂志诗词板块责任编辑，在多家报刊杂志发表新闻报道、人物通讯、散文札记、诗词曲赋百余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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