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蚩尤陵：从东夷之光到民族融合

胡春雨

题记：

追本溯源，贯通民族血脉

凭古吊今，阐扬东夷文化

——天下一家

说起阳谷，一座大名鼎鼎的鲁西小县，每个中国人无不熟知其名——《水浒传》中，英风凛凛的武松，踉踉跄跄走上古县的景阳冈，生生用一双铁拳，打死了一丈长的猛虎，从此名扬千秋。初次结缘阳谷，当然要去凭吊水浒好汉的遗踪，感受冲天的豪气。然而真正令人震撼的，是素所未闻的蚩尤陵，几乎重塑了一个山东人对山东文化乃至中华文化源头的认识。

“观太阳，种五谷”，早在三皇开辟的伏羲时代，东夷先民就在这里仰观天道，俯就农事，耕耘着中华农业文明，一步步走出远古洪荒，留下了阳谷的美称。五帝时代，蚩尤率领部众开创了东夷基业的鼎盛时代。在奠定中华民族的伟大融合中，曾经以阳谷一带为大本营，与炎黄二帝逐鹿中原。最终涿鹿一战，以黄帝的统一，永久奠定了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格局。在这个伟大的历史关口，蚩尤作为曾经逆向而行的“反动势力”，历史上长期处于被贬损的反面形象。战争之余，神州大地留下了他的鲜血，然而他的血脉，终于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蚩尤陵，正是他的首级冢，当动荡与冲突成为过往，终于魂归故土。

中华所以为中华，在于万流归宗。上古时代，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文明的星火譬如星汉灿烂，化作天下万邦，终将汇聚成熊熊的火焰，照亮文明的时空。其中的东夷人，正是崛起在东方的族群，为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形成，注定作出伟大的贡献。这份光荣，绝不仅仅属于山东。

《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可见，东夷之称原本来自中华文明体的方位，东方总是代表着勃勃的生机，意味着磅礴的朝气，这里的人民，自古便以仁厚守礼著称。只是随着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发展，分布于文明中心周边地带的四夷，处于落后、偏远的位置，才使得“东夷”的“夷”字，似乎带有贬义。也就难怪，孟子在《离娄》篇中言之凿凿地指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从亚圣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无论东夷西夷，同属一个中华，其中的伟力，在于数千年历史进程中，血脉的融通与文脉的贯通。

三皇中的伏羲时代，从考古学的视野来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到大汶口文化的时代，迄今长达六七千年之久。五千年文明的开启，必然经历了长时期的积淀。康熙十二年《阳谷县志》记载：“阳谷有宓城，相传为伏羲教民种谷之地。”而这一带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发掘，更加坚信了阳谷作为伏羲故都的自信。“观太阳，种五谷”，伏羲带领先民仰观日月星辰，确定生产时令，开辟农业经济，逐步走向定居生活。当我们习惯于用西式的话语体系，质疑自己的祖先与根基，可是这段历史，同样被新石器时代的山东考古所证实，这一时期正从刀耕火种向石制农具的锄耕农业演进。发达的生产力，意味着在文明进程中的领先地位，也就无怪乎从东夷崛起的伏羲，成为天下共尊的先君。

三皇时代，在当代历史学的叙事方式中，被称为原始社会末期，似乎我们的人文初祖只是蒙昧的原始人。可是在中华民族固有的记忆中，却是人类最为理想的时代：远离纷扰，生活在淳朴未散的一片天真之中。那是老子对至道之世的追忆：“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庄子对文明前夜的向往：“夫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于是《三略》中亦推崇三皇的治道：“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而在田园诗人陶渊明那里，“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恬淡之中，成就了文学史上独绝的诗品。

三皇所以为三皇，在于对开辟中华文明的伟大贡献。《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之为群经之首，乃人类解读世界密码的钥匙。我曾经以为这只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八卦符号，让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惊掉了下巴”——它明白无误的摆在那里，告诉子孙，文明的根基不容亵慢。与此同时，伏羲时代“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以及文字符号的萌芽，终结着结绳记事的历史。可见，农畜渔业的全面发展与文化的突破，带来了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伟大飞跃。这些镌刻在民族记忆中的“传说”，随着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挖掘，正在得到实物的印证。

伏羲时代，另外一项彻底改变人类面貌的社会变革，便是婚姻与家庭的诞生。在意象化的表达中，伏羲和女娲本是一对兄妹，他们人身蛇尾，彼此纠缠，连为一体，一个手中执规，一个手中执矩，昭示着从原始的血缘家庭，走向夫妇匹配。其中的深意，《礼记-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经解》篇则云：“故昏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乃知神话所以成为神话，在于传承精神的史话，以生动的情节承载文明的神髓，超越了有限的时空。《白虎通》云：“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便是最大的神话。

记得几年前在四川阆中参观的时候，巴蜀子弟坚信，在这嘉陵江畔，才是羲皇故里。古迹茫茫，三皇五帝的遗踪，总是遍布南北，众说纷纭。然而历经亿万斯年，历史的细节并不重要，这些关于祖先遗踪的追忆，已经成为中华儿女认祖归宗的精神财富，乃民族精神凝聚力的表现。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光大，譬如生命力的种子随风传播，所到之处落地生根开花，以此论之，哪里不是祖先的故里？哪里不是祖先的归宿？譬如省城济南，正是舜耕历山的“传说”，奠定了舜城的文化底色。无论四千年前的历山竟在何方，这便是最深刻的历史，最真实的存在。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共同体，正在向五帝时代缓缓前行，步入了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代。薄如蛋壳的黑陶至今难以超越，其精良的制作工艺、精美的艺术造形，足以昭示那个“原始社会”的先民绝非“原始人”，而是与子孙一样，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与高超的工艺水平。“人为动物，唯物之灵”。先民对美好生活的营造与向往，与后世并无二至，只是多了一点对神明的敬畏与虔诚，少了一点对自然的驾驭与放肆。天下万邦正在茁壮成长，龙山文化时代大量夯土城址的发现，其宏大的规模令人叹为观止——毕竟，这还是石器的时代，我们的祖先用子孙看来如此落后的工具，竟创造了如此恢弘的城邦！其背后，是何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毕竟，经过三皇时代的漫长演进，五千年文明的大幕已经掀开，就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上演。

在这文明的源头，龙山文化率先在山东发现，尽管它的踪迹早已遍布赤县神州，而山东特色的龙山文化，被称为“典型龙山文化”，足见东夷地区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夷领袖少昊与蚩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合作与冲突中，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奠定，各自写下了荡气回肠的一笔。

《帝王世纪》云：“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而少昊乃黄帝之子，又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阳谷人有足以骄傲的资本，宣称这里便是昔日的穷桑之都！鲁西一带，既是中原之东，又是东夷之西，处于文明的中心与交汇地带。以此论之，穷桑的具体方位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西大地在中华文明的奠定中，注定不同凡响。少昊带领东夷人民，继承伏羲以来的文明传统，正度量，观天象，制历法，做器乐，更加深刻的把握天道人事，推动着文明的进步。

耐人寻味的是，少昊对中国政治文明的贡献：设立工正、农正，分别管理工农业两大主要经济部门，以制度之手推动产业发展。一个“正”字，表达了其中的核心功能——孔子所谓“政者，正也。”可见在中国政治文明的展开中，以文治、文法、文化的手段，摆正位置、理顺关系，使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便是政，也便是国家治理的目标。

东夷素有以鸟为图腾的传统，其神圣的观念，譬如中华民族最终以龙作为最高的精神象征。迄今发现的东夷陶器，往往塑造为鸟的艺术形象，少昊之国便是以凶猛的鸷鸟，作为代表立国精神的图腾。从这种文化传统出发，在政府机构的建设中，少昊采用了“以鸟名官”的东夷特色，令人不由联想起后世的文官服制，以禽鸟图案分别品级的传统。历史的渊源，也许曲折东逝，也许洑地而行。《诗经》云：“天生玄鸟，将而生商”，五百年殷商王朝即源自少昊，少昊之国真正的辉煌，此时还在前夜，还在磨砺之中。

炎帝的臣属蚩尤，此时正在强势崛起，以强大的武力挑战着天下的秩序，以至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第一革命家”。在东夷地区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蚩尤带领人民明天道，理教化，兴农业，创百艺，历经多年励精图治，积聚起强大的综合实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龙山文化时代，铜器的冶炼即将成为新时代的先声，而技术的突破，往往从直接决定国家兴亡的军事技术开始。《管子-地数》云：“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蚩尤大军率先使用冷兵器，无疑乃一场极为深刻的军事革命。直至千百年后，其强悍的武力，足以使其以“兵主”、“战神”的形象，列入历代国家祀典，以威武的象征，融入民族的记忆中。

面对“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的大乱之局，乘时而起的蚩尤，先后打败了少昊和炎帝，走上了东夷事业的顶点。东夷大军的强悍，给先民极大的震撼，使蚩尤极其部众被流传为“铜头铁额”、“人身牛蹄”的神怪形象，实乃“武装到牙齿”的上古版本。而拥有八十一个兄弟的意象，透露出蚩尤治下众多的邦国，拥有了问鼎天下的势力。随着东夷的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融合的进程中，与黄帝的终极之战，已经箭在弦上。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段简短的记叙，却透露出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黄帝以建设与斗争的两手相结合，以民为本，重视文教，探索天道，发展生产，展开了全面的治国方略，训练出如熊如罴的强大军队。为天下之人竖立起共同的旗帜，积极展开军事谋攻，赢得了广大诸侯的拥戴。在内政与外交、物质与精神上，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炎帝势力与新兴的蚩尤势力，成为最大的障碍。随着阪泉之战的胜利，炎黄二帝结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融合，最终与蚩尤狭路相逢：“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战争初期，黄帝九战九不胜，蚩尤凭借强大的国力和军事革命的成果，一度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迫使黄帝向泰山撤退。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从来不仅仅是战场上的物质力量，而是两种政治力量全面较量的结果。

纵观这段历史，黄帝始终善于吸纳各类人才，推动文明进步，仓颉造字等一系列文化与技术的重大突破，都在黄帝时代发生，为开辟五千年文明奠定着基础。黄帝对内驱策群贤，修明政治，例如日后便“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对外领导诸侯，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战线，“诸侯咸来宾从”，汇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而据《管子·五行》记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在扑簌迷离的变局中，蚩尤甚至一度成为黄帝的六相之首。其中透露出的历史信息，至少说明黄帝统御六合的伟力，在于善于团结各种力量，吸收一切文明成果。而以蚩尤为代表的东夷文化，以伏羲以来“辨明天道”的特色，为中华文明的大融合作出了突出贡献。

黄帝退守泰山之麓，成为战争的转折点。通过问计“九天玄女”的瑰丽传说，黄帝获得天授秘籍，掌握了决胜的法宝。《孙子》云：“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又说：“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可见，所谓“九天神女”，不过是形容黄帝用兵之妙，达于天机——“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泰山之下，黄帝的“天问”，实乃军事战略的重大调整，重新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涿鹿一战，在后人的追忆中，变得升天入地、神怪莫测，足见战争规模之巨大与交锋之激烈。战争的结果，蚩尤兵败被俘，黄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蚩尤战神的形象已经广泛流布，威灵所在，化作种种传说，迄今成为蚩尤文化的一部分。蚩尤押解到今山西解州后被肢解，于是有了解州的古地名，当地的盐池迄今呈红色，据宋代的《梦溪笔谈》载，“俚俗谓之蚩尤血。”当时盛传蚩尤的肢体留在一起便能复活，故其肢体被埋葬在不同地点。在阳谷故乡，便埋葬了蚩尤的首级。

《皇览-冢墓志》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如今经考古挖掘，证实蚩尤陵所在阚乡古城遗址，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再到汉代文化，历经三个年代绵延不绝，相互叠加。人们对蚩尤的敬畏，不仅有了蚩尤旗的传说，以至于黄帝便将蚩尤的形像绘于旗帜，打出蚩尤的旗号为我所用，籍以威慑天下，于是“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足见蚩尤影响之巨大。

继阪泉之战后，涿鹿之战的结局，彻底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格局，在恢廓的中华大地上，推动了民族的大融合与大迁移。随着黄帝统御六合，最终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始祖的地位。东夷遗民大部分融合其中，成为汉民族的共同祖先，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干；一部分则远离东方故土，陆续向西、向北、向南迁徙，在此后长达数千年的播迁中，或者远到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甚至青藏高原，成为周边众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让中华民族大家庭变得更加枝繁叶茂、多姿多彩。从这个角度讲，今人或尊蚩尤为中华三祖之一，乃至与炎黄二帝共同敬奉，亦不为过。尤其是苗族同胞，素以蚩尤为祖先，视蚩尤陵为祖居圣地，其中一首古歌，吟唱了祖先从内地向周边迁徙的史诗：

居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联，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雷坳，河水黄泱泱。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回望历史长河，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指出的，历史的进程，总是“由武力而文化”。历经激烈的碰撞与深度的融合，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贯通、多元一体的格局，正是来自“中华三祖”奠定的时代。

在文明奠基的时代，蚩尤对法治文明的开创，成为一场数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法制命题。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追忆蚩尤时代：“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可以想见，蚩尤执政时期，东夷的核心目标是以武力完成统一，在内部治理上，企图通过严刑峻法的铁腕统治，迅速抟聚全民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率先创制了一套以肉刑为主的刑罚制度。

其中的法治思路，令人联想起商鞅时代的农战政策，在列国征战之世，虽然一度发挥了巨大威力，但终究支撑不起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如钱穆先生对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的尖锐批评：“韩非殆仅知有政治，而不知有文化。仅知有国家，不知有民众……韩非心中之政治，之时驾驭民众。驾驭之道，则恃刑赏法术。”其中的弊端，造成了道德秩序的崩溃，社会诚信的破坏，与秦朝的弊政如出一辙。

在中国历史上，迷信重刑主义，从来没有带来安定繁荣，只能给社会造成动荡。法制调节社会的关系，调整人们的行为，移转天下的风气，但决定人们存在的，是内心；决定社会面貌的，是风俗。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的教训，中华文化形成了德主刑辅、出礼入刑、明德慎罚的优良传统，构成法律精神的内核。中国所以为中国，在于以风俗的培养，道德的教化，文化的传承，作为致治之本。中国法治文明的建设，必然要处理好德治与法治、法制与文教、从宽与从严等一些列基本关系。崇尚法治绝不是独任法制，更不是移植他国的法律文化，便可以成为白日飞升的灵丹妙药。打开历史的长镜头，蚩尤对于法治文明的贡献，在于奠定了中华法系以刑法为主干的鲜明特色，不容泯灭。

在苗族同胞的追忆中，威武的蚩尤，依然是可亲可爱可敬的先祖。“湘西赶尸”的故事，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却来自蚩尤逐鹿中原的悲歌——血战黄河之畔，战场上尸体枕籍，撤退之际，蚩尤命令军师把死难将士的遗体带回家乡。于是阿普军师念动咒语，尸体纷纷站立，追随大军，默默南撤。哪怕生离死别，依然不离不弃。蚩尤所以强大，不仅在于武力，更在于一片精诚成就的感召力。东夷部众所以舍命追随，只因一代领袖心中有大爱、肩上有大义。

五千年过去，历史的波澜早已消弭无形，大家庭里的是非早已归于平静。发现阳谷，足以令山东人骄傲的是，无论从中华文明的奠定，还是中华民族的发展，以伏羲、少昊、蚩尤为代表的东夷文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是守望故土的齐鲁后昆，还是开辟边疆的少数民族，寻根问祖，拥有相通的血脉；追本溯源，拥有共同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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