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轶事

我的母校位于西平县西南方，离县城二里多路。学校坐南朝北，门前有渭惠渠横贯东西。河堤两岸四行杨柳护卫着林荫大道，人来人往都行进在浓荫之中。学校门前有一座专供师生通行的木质桥梁。木柱木梁木栏杆，结构朴实庄重。轻风吹拂，杨柳夹岸，行走在便桥之上倒别有一番情趣。

那是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底的事情。

按照录取通知书的时间要求，我提前两天到校报到，按说恰是时分，可是却被门卫挡在校外，并被告知学校被临时占用，无法正常开学，原来看似冷清平静的校园内，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全县教师在这里集中开会对右派分子展开激烈的批判。最后我们只好拿着介绍信暂时寄居城内小学专等开学的通知。

望着高矗的校门和那“西平中学”四个遒劲的大字，我不禁有一种自豪感。当年全省中技不招生，我县初中毕业生一百四十余人，只录取了二十几名高中生，能考上高中就算是侥幸的事。我庆幸自己将要进入这神圣的殿堂，能够得到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谁能料到后来残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了我的梦幻，从踏入学校的那一刻起就是我理想破灭的开始。学校不是与世隔绝的的世外桃园，它每时每刻都与社会脉搏息息相通。在此后的三年学习生活中，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教育大革命等各种政治运动，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浪未平，一浪又起，永无休止的冲击着这座恬静的学府，试想在这滚滚洪流中谁人又能够幸免。当年被录取还不如在第二年考上一所中技学校，为自己谋一技之长。命运确实和我开了一个极不严肃的玩笑。

为人师表

我的班主任姓王名林休，中等身材，年约四十，经常板着一付严肃的面孔，不苟言笑。初次上课自报家门，得悉他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生物，来自各地的同学们都期望能在学识渊博的的名师指导下，顺利的完成三年学业。

社会上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是在我们班大多数同学看来，这句话用在王老师身上却并不那么贴切。他处事接物，固执而偏激，遇事不作调查，主观武断，偏听偏信。经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大动干戈。同学们曾戏称这位王老师“思想激进，永远站在政治运动的最前列”。

我曾读过著名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书中的王柬芝和宫少尼两位教师，他们被描写成了不是特务就是汉奸两种角色的人。我当时心中生疑，认为作者对教师这种职业怀有严重的偏见，是否在求学过程中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和打击，借此予以嘲讽。至今看来，有些本应成为学子楷模的人并没有真正起到表率作用，他们完全辜负了这一神圣的称谓，追其原因，一种是人品本性，另一种是环境使然。我们班王老师可能属于后一种人吧！

我们班有一位徐姓同学，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他天资聪慧，过目成诵，思维敏捷，但其人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却自由散慢，不拘小节。班主任让他介绍学习经验，他只漫不经心的说了一句“吊儿浪当坐皇上”。班主任大为光火，批评他骄傲自满，目中无人。最令王老师耿耿于怀的是，徐同学的父亲是一个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国民党校级军官。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对于像王老师这样政治嗅觉特别灵敏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全班“端正学习态度，横扫骄傲自满”的声讨声中，徐同学处在“四面梦歌”的危机之中，一个曾令众同学学习的榜样倾刻间沦为大家批判的重点对象。

县上要拆除旧城墙，学校把此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既作战前动员，又作行动部署。此项工作各班级轮流参加，组织班组开展比赛，好似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那年月，彻底将学校纳入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之中。

我清楚的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家住外县的同学们，周未不能回家，从星期六下午就开始挖城拉土，星期天上午连轴转。个个已是精疲力尽。而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本县人，午饭后刚刚返校，就立即发出号召，要和拉了一天土的同学进行比赛。外县的学生不愿参加这场不公平的比赛。而班主任不分清红皂白，批评外县的同学消极怠工，对参加劳动有抵制情绪。有一位吴姓学生顶撞了一句：“不就是比别人多拉了一回土吗，生力军和疲旅比赛，有什么光荣可言”。这又惹得王老师大发雷霆。他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组织了几次专题班会，要吴同学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并煞有介事的升级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此事直接导致吴同学的操行评语，连续两学期被列为下等。

此后不久，王老师由于狠抓阶级斗争不放松，荣升为教导主任。同学和老师们除过惊奇就是诧异，各种猜测风生水起。这时学校传下话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场晋升风波总算悄悄的平息了。

非怪王老师能够平步青云，他实在有异军突起的能耐。他在当年全县跃进誓师大会上的一番壮举，确实惊天动地，令人振聋发聩。当时，大跃进是群情振奋，人人敢夸海口的年代，全县群英荟萃，人人争放卫星。有一位省级劳模夸下海口：自己的小麦亩产能达到一万斤，这已是了不得的事情，但天外有天，还有更敢把天戳个窟窿的人，这个人就是王教导主任。他在全校师生大跃进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慷慨激昂，是那样的振奋人心，那样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我就不信，一个堂堂的科研单位，能输给一群老百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伟大的理想就没有伟大的动力。困难一定会有的，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最后他又滔滔不绝的陈述了亩产两万斤是怎么产出来的理由，他在大学学生物，高中教生物，可以说是生物方面的专家，他制定出了亩产2万斤的丰产方案，怎样深翻土地，怎样配方施肥，怎样灌溉，讲得生动具体，眉飞色舞，好象金灿灿的麦粒已像潮水一样向他涌来。他已成为一个创造奇迹的英雄，被群众抬起来高高的抛向空中……。

牛皮好吹可事情难办。许下的诺言如何付诸实施成了一件大事。秋季播种时，经过再三斟酌，种籽量最终定在了每亩一百斤，实在没有办法按最初确定的二百斤去种，因为这已超过了原种籽量的一倍还多。由于种籽的下种量的变化，这就使当初设计的总产量大打折扣。小麦刚出苗不久就由于密度太大，不少幼苗发黄枯死，长到三叶时全部匍匐倒地，压在下面的腐烂枯萎，地边表面的发黄，眼看小命不保，王主任立即发动同学进行疏苗，通风透光，折腾了十几天，总算是保住了麦苗，没有全军覆没。但天有不测风云，待到小麦返青拔节时，一场风雨造成大面积倒伏。论起最终收成，实在不能令党和政府满意。幸亏当时没有人追究结果，不然的话，那些喜欢吹牛皮，好大喜功的人哪个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这些弄潮儿是时代的产物，不能全怪他们。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凡是违背自然发展规律终究是会碰壁的。“东风不予周郎便”这就是他们哗众取宠，标新立异的可悲下场。 

“闲话”风波

在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我们班在校总务处刘老师的带领下去校办农场栽红芋。由于当年勤工俭学的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半天劳动半天上课，同学们都习以为常，所以对任何劳动任务都不会感到意外和陌生，听说劳动，大伙扛着农具排着队伍高高兴兴向农场走动。

来到地里，由于斗渠没有放下水来，所以红芋不能栽种，以免万一没水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休息的当儿，刘老师就和同学们聊起来。刘老师随口问道：“同学们的口粮够不够吃？”大伙便七嘴八舌的向老师诉起苦来。有的说粮食定量太低，根本吃不饱，有的说本来就不够吃，学校党委还动员全体师生每人每月自动捐出一斤粮，说是支援国家建设；也有人说班上团支部又动员每人每月捐出一斤，说是自愿捐献，实际是硬性摊派。本地同学还可以跟家里调济，而最苦的是外县同学，一学期才回一次家，每月二十八斤口粮实在难以维持到月底……。刘老师听后微笑着调侃道：“你们怎么尽向我诉苦，兴许王校长问你们够吃不够吃时，你们说不定还振臂高呼，吃不了，再捐些……”。同学们听后都哗哗的笑了起来，谁也没有把这句再平常不过的玩笑话放在心上。

但就这样一场漫不经心的闲谈，竞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刘老师是这场风波中的主角和直接受害者，不出一月，即被调离教育界。其罪名是“鼓动学校落后势力，诋毁学校领导和党的粮食政策”！

无独有偶。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当时已升迁为教导主任）因腿上患有毒疮，去西安治疗两次，均是治愈出院后又重新复发，后经人推荐一民间大夫，祖传三代，专治疑难杂症。医生请来后，除给腿上敷上自制的秘方药后，还再三叮嘱要用角针熬汤，时时冲洗患处，以散其毒。班长动员全班同学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并告诉大伙，角针即是皂角刺。只有找到皂角树，才能得到此物。他把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分头下乡到农村去采摘。半天下来，各路同学陆续归来，真是硕果累累，集中起来整整有几大筐。医生见后大笑说：“用不了那么多”。只抓了一大把，让将其余的全部倒掉。辛苦大半天的同学们只好高兴而归，败兴而散。他们为了给老师治病，四处寻找皂角树，搬梯子、借竹杆、登高爬树，几个同学还被皂角刺扎伤了手，费尽心力，好不容易弄了回来，却遭这样的冷遇。当时就有一位李姓同学发了一句牢骚：“早知道只需这么一点点，何必这样兴师动众……”。

又是一句不经意的话引来一场灾祸，该同学受到多次严重的“声讨”。虽然最后以深刻检查而平息，但得罪班主任的后果可想而知，更何况这位班主任又是那样一位小肚鸡肠的人。总务处刘老师的一句不经意的玩笑话，是谁报告给了校领导，李同学的所谓牢骚话又是谁告的密？这种种迹象表明，在我们同学中间有领导安插的“眼线”。这不禁让我联想起了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那是当时专权的宦官们为了排除异己，压制不同政见而建立的朝野信息网，以达到把持朝政，迫害忠贞之士的目的。而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某些同学竞充当了“锦衣卫”这种不光彩的角色。这是一种极其卑劣而下流的作法，在这群纯真无邪的学生中有什么值得监视和怀疑的事情，迫使老师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师生之间的感情和老师的尊严都荡然无存。 

红色风暴

一九五九年暮春。一天上午九时左右，全校同学正在象往常一样坐在教室里上第二节课。突然集合铃声骤然响起，整个校园立即陷入惊疑之中。老师们停止了讲课，同学们纷纷起立涌向教室外面。一霎时，校园里人头攒动，互相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此时广播里传来教导处的通知“全体师生请注意，现在带上凳子到操场集合，限时二十分钟”。一瞬间，全校乱成一锅粥，班干部的吆喝声，同学们的喧闹声，跑步的脚步声，凳子的撞击声响成一片。这种景象毫不亚于电影中拉响防空警报时的一霎那。

集会就在学校的露天舞台上。说是舞台，实际就是操场东北角一处土平台，有一米多高，是专供学校举办文艺演出、举行各种团体活动的地方。土台上四角立有几根木柱，每逢集会时，四周围上帐子，上面盖上顶子，前面挂上横幅贴上标语，就算是现成舞台了。今天任何设施都没有，土台中央摆了几付桌凳。可见仓促而紧张，并在不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中断课程如疾风骤雨，足见其事态的严重性。

舞台上，几位校领导正襟危坐，舞台下同学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各种猜测和狐疑从师生们的脸上显露出来，大家四处张望，担心会有什么重大事情突然发生。

正在此时，有几位持枪的公安“腾腾腾”的随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舞台上。只见那人拿着一沓稿纸向台下宣布：“今天是逮捕大会。把反革命份子杨旭中押上来”随着一声令下，又有两位全付武装的公安押着一人走上台来。大伙定睛一看原来被倒背扭住双手的是教高二物理课的杨老师。学生们都惊讶的探起身子向前张望，并传出一片惊叹声。突然从同学们身后发出严厉的断喝：“坐下，不许动！”大家回头观看，原来在场地周围，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站着一圈荷枪实弹的武装公安，大家只好规矩的坐回原位，同时猜测就这阵势而言，被逮捕的人决非等闲之辈。

公安局的干部宣读了杨旭中的罪状，原来他是阎锡山的智囊高参。当年为了阻挠人民解放军解放太原，曾为阎锡山呈献过“百里城防十首关”的战略方案。后来城破潜逃，匿名来陕，隐瞒身份，混进教育队伍，欺骗政府，不向人民认罪，他企图长期隐蔽，东山再起，与人民为敌。最终落入法网，罪有应得。

大会结束时，杨旭中被五花大绑押出校门。老师和同学们议论纷纷，从来都没有发现他平日里有什么反常的表现，都责怪自己警惕性不高，眼睛不亮，竞和反革命分子相处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太麻痹大意了。

类似此类的逮捕事件，当年就进行过三次。第二次被逮捕的是王见吾。他右腿残疾走路一跛一拐，在学校教高二语文，据说跛腿是因踢足球不幸摔伤而致，据查他是在解放前和日队踢球受的伤，罪名是社会关系复杂，里通外国，有特务嫌疑。另一次是学校里一位勤杂工偷拿了某老师一块怀表，照样中断课程召开了由县公安局主持的公捕大会。后来听说该校工认罪态度较好，没有造成什么重大社会影响，拘捕后只羁押了几天就被无罪释放。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但却因此而丢掉了一份赖以谋生的工作。

经过几次公捕大公，师生们的脑海中已经形成条件反射，每逢听到集合铃声，大伙本来已经紧绷的神经会更加紧张。预感将又会发生什么事情，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谁也不敢相信自己周围还有多少潜在的特务和敌人。

逮捕大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几样事情叠加在一起成为那个年代特有的表象，被师生们称为“红色风暴”。这场风暴席卷全国，遍及城乡，扫荡着学校每个角落，再加上学校本身的革命教育，勤工俭学活动，整天价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既要参加县上跃进誓师大会，又要下乡宣传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政策精神；白天勤工俭学的劳动锻炼，晚上继续召开革命教育的揭批大会，整天忙忙碌碌连轴转，本来学习氛围很浓的学校成为政治活动场所。一个星期上不了几堂课。剪不断，理还乱，就连学校的高层领导也弄不明白，学校的将来会是一付什么模样，到底路在何方。

革命教育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方式，把学生教育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校多次召开自揭自批大会，让老师们逐个上台作自我揭发，批判自己在教学中的错误思想。今天发了言，明天得重来，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折腾得老师们不知所措。同时，学校也给同学们定了任务，美其名曰帮助老师进行思想改造，要求每人每天要写十张小字报，以揭批老师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霎时间学校成了小字报的海洋。成架子车的纸，成捆的毛笔搬进了学校，整桶的浆糊用来张贴。学校教室、宿舍、办公室的外墙，就连灶房、厕所，所有能用的地方都被贴的满满的。有的实在无处可贴，就索性盖在别的小字报上面。叠上一层又一层。个别同学实在没有什么内容可写，就干脆照抄别人的，把词句来个顺序颠倒，语句通顺不通顺都无关紧要，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以弥补自己的数量。这也确实是无奈之举，也是高明之法。

俄语老师张学知，三十出头年纪，伟岸的身材，清秀的面宠，他洒脱俊逸待人谦和，一派学者的风度。他是北京人，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完全可以留在原籍任教，可是他自动请缨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和爱人一起来到西安，后又辞掉在省城的工作来到这座小县城，和当年那些满怀一腔激情踊跃支边的所有青年一样，投身到汹涌澎湃支援大西北的社会洪流之中，可是等待他们的不一定都是鲜花和掌声，只有在遭受了坎坷和磨难才会深切体会到“世事维艰，人生难料”的真谛。

他是外语教研组的领军人物，为了帮助同学们学好俄语，他把单词分门别类作成卡片，让大家反复抄写和诵读，互相监督，校正发音，形式多样的强化式口语训练，短时间收到明显的效果，学校教导处曾在校办刊物上多次肯定了他的成绩，赞扬他是青年教师的光辉典范，也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爱戴。

可是当“教育革命”的狂风卷起之时，一夜之间，他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真实执行者”、“资产阶级教育方针的卫道士”的帽子一顶顶压在他头上，“只抓学习，不问政治，为资产阶级培养只专不红的学生”……连篇累牍的大批判文章，漫天飞舞的小字报一起向他压来，使他陷入极度的迷茫之中。他纳闷反思自己到底错在哪里，教好学生何罪之有？思忖良久，他终于明白，自己有一技之长是学术权威，才成了众矢之的。在批判会上，他一次次的作出违心的检讨。可是还是有人不依不饶欲将他搞臭，其中不能排除同行忌妒，挟私报复之嫌，可是在群众运动的名义下，大家只能暗表同情而爱莫能助。

在运动中，日子最难熬的是那些戴着右派帽子的老师们，他们都是各教研组的权威人物，也同时是各组的重点批判对象。其中像数学组的冯坚老师、化学组的张典瑞老师、语文组的张文老师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几何的冯老师，他文质彬彬，和蔼可亲，戴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穿一身合体的中山装。步履稳健从容，教学一丝不苟，对同学们的教诲孜孜不倦，大家在私下议论说这么好的老师怎么能是坏人右派分子呢？是不是政府给搞错了！有些人曾想联名向学校反映，要给冯老师摘掉这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最终因运动频繁而中途作罢。 

异想天开

大跃进的年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年代，当时确实有那么一些不尊重科学规律，头脑发热敢于标新立异的人，他们创造了许多科学“奇迹”，足以名扬千古彪炳史册。

在学校实验农场的西北角，用竹杆扎成的篱笆墙围出一块十几平方米的土地，被生物实验小组命名为为“科研一号试验区”，科研小组直接由生物教研组组长王林休全面负责，下设信息室、实验室、科研室等。实验项目对外保密，因为试验区正在整地阶段。竹篱笆开一小门，门口挂着木牌，上书“非本组人员不准入内”几个醒目大字，庄严而神秘。

幼苗长出以后，从旁边经过的人才发现，这块试验地里一半是洋芋一半是番茄，大伙不明白，到底搞什么名堂。一直等到春末夏初，实验小组才在学校大会上郑重宣布试验小组洋芋和番茄嫁接成功。王老师还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他重申了试验成功的重要性和它的社会意义。他说这是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这对于一种多收，解决群众温饱，提高土地利用率等方面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和科学价值，当即有一位副校长插话问道：“那以后是种洋芋还是种番茄？是不是种上洋芋就可以同时收获两种东西呢？”王老师胸有成竹的说：“我相信，经过几代、几十代的培育和嫁接，一定会达到一种多收、获得丰产的目的”。

实验确实是成功了，广大的师生们也真切的看到了茁壮成长的幼苗，它是大伙几个月来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这个成果以后能否推广和普及，当时谁也说不清。只不过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提及，躺在了实验小组的档案袋里。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发明永动机。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多少世界科技前辈们苦心孤诣，付出了不少精力和财力都未能达到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能量守恒定律的自然规律，是无法实现的梦想。只可惜先辈们都没有经历过中国大跃进年代那样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特定人物，没有那种不怕天不怕地，敢叫三山五岭让路的敢创精神，敢闯科技禁区，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当时，也有少数老师和同学对此持有异议，但因为有前车之鉴——此前就曾有人对发明永动机提出质疑而被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说出来。

花钱出力，造出了“永动机”雏形，试验结果可想而知。“永动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大跃进和勤工俭学的成果静静的陈列在校贮藏室里。不过，它永远也不会动起来。

制造“固氮菌”，又是生物实验小组新开辟的一项“杰作”。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配方，据说用红糖和细土拌和经过发酵后可以制成一种专门聚集土壤中游离氮元素的菌类，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土壤的肥力，从而提高粮食产量，这是一项值得大力推广的增产措施。所以校领导深信不疑，说办就办，雷厉风行。在大跃进年代，在总路线精神的光辉照耀下，学校领导在每个运动中总是不甘落后的。

十几大袋红糖运进了学校，与十几架子车筛过的细土搅和在一起，又加水拌匀，搅成浆糊状，平摊在腾出的教室内进行风干，等发酵几天后碾成粉状装袋。这样，所谓的科研新成果“固氮菌”就算研制成功了。

施到地里以后，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这只有天知道，没有人去实验，更没有人去考证。单就科学原理而言，实在有些不通。难怪初开始时就有人怀疑：给糖拌黄土，在不添加任何其它化学元素的情况下，这两者能否发生反应、能否发酵？是进行化学反应还是作物理反应？靠什么元素来完成对游离氮的聚集。虽然疑团丛生，就是始终没有人敢说出口来，只有听之任之随大流而转。在那个年代，只要你说敢上月球立即会有人夸赞你英勇无畏，有敢闯精神，甚至会有人去给你搬梯子的。

千锤百炼

大炼钢铁与其说是炼钢铁，倒不如说是锻炼了人的精神意志。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确实使师生们都经历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最初是捞铁砂。到底铁砂是什么，我们这些学生娃谁也说不清。因为此前谁也没有见过。按照上面指示准备好了铁掀、簸箕等工具，以班为单位，每人只带上简单的衣物就匆匆出发了。学校距河滩有十几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目的地。眼望滔滔河水，大家都有一种新奇感，在一位干部的指导下，大伙都开始了水中的劳动。岸上、水中黑压压一片，人山人海，好一派热闹景象。

所谓铁砂就是混杂在普通砂石中黑色的粉末状物体。可能是岩石中的铁矿石历终多年冲刷碰撞，沉积在河床中。现在到了出世的时候。捞铁砂时是将砂子端在簸箕上通过双手在水中的摆动，根据铁砂和其它砂粒的比重不同，使砂子顺水冲走，将铁砂留在簸箕中，这就是想要得到的铁砂。

路远难行，不能天天跑来回。晚上睡在人民公社的大仓库里，两人一条被子，地上铺的是麦秸，头下枕的是砖头。值得庆幸的是吃饭不限量，吃的是食堂的大锅饭，全班五十多人挤在一起，倒也热热闹闹。

白天好过，夜晚难熬。到后半夜，偏又淅淅沥沥下起一阵细雨来，秋风阵阵，寒气袭人，地铺上悉悉索索，已有好多人在瑟瑟发抖。明天怎么办？这是摆在领队吴老师面前最难作出决定的问题。

今天由于初来乍到，在路上耽搁了不少时间，又加上动作不熟，经验不足，一整天下来收获不大。明天本应轻车熟路的大干一场，谁料偏又下起雨来，有心歇着不干，又怕完成不了任务，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要继续干下去，同学们既无雨具，且衣服单薄，万一淋出病来，同样不好向上级交待。他左右盘算以后，决定还是继续冒雨上工。为了获得同学们的理解与支持，他详细陈述了目前的处境，并一再重申，大炼钢铁运动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希望同学们能和他一道，同心协办把这件事办好，累点苦点都要坚持下去。他恳切的希望同学们要认清形势，不要因为一丁点的情绪和失误而影响自己的未来。

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同学们纷纷下河干了起来，劳动时间不长，大家都是满头满脸的雨水，实在睁不开眼睛了就用手一抹，拢一拢散乱的头发，衣服虽然湿透了，但因为是在干着活，也不觉得怎么冷。有的人索性唱起了歌，大伙和着歌声，边干边唱，歌声此起彼伏飘荡在空旷的河滩上。吴老师望着这群满脸稚气的同学们，从心底感激这群学生对他的理解和支持。对他们善解人意的行为他不禁眼圈发热，一串热泪和着秋雨从脸颊滑落下来。

三天任务完成，我们踏上了归途，象部队换防一样，另一个班接替了我们。在路上吴老师春风满面又说又笑，他庆幸自己这次带领同学们不避风雨，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全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生病，可以说是全胜而归。其所以在前天作出抉择时顾虑重重，那是因为他在反右运动中受过批判，是个惊弓之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次在关键时刻，同学们支持了他，他为能有这样的同学而自豪。

要开炉炼钢，煤的运输成了首要问题。学校不知从什么地方借来一辆胶轮马车，这就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可别以为是用牲口拉车，在那个年代，以人代畜的现象司空见惯，人推磨，人拉犁，人更可以拉车。亲爱的朋友，那种人拉煤车的壮观场面，你也可能想象不到，凡是见到或是亲身体验过这种生活的人，会给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的天气，实在不作美，它好象和人类较劲一样，越到紧要关头，它就越发给人设置重重难关，故意与人为难作对。秋雨滂沱，连绵不停，泥浆盈尺，路滑难行，而此时钢要炼，煤要运，只好采取人海战术。因此便出现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运煤场景。

先由一位身高体壮的同学驾辕，其余二十多人分成两组，每组各拉一根粗绳，其余的人又把小绳系在粗绳上，一头挽成圆圈套在肩膀上，行进时身体前倾，排成一字长蛇阵，彷佛江边拉船的纤夫。拉车的人必须全付武装，一是腰扎皮带，二要足穿绑带鞋，扎皮带是为了系紧衣服，不至于松散拖拉。用绳子把鞋绑在脚上是防止鞋被踩掉或脱落，而在行进过程中根本没有拾鞋的机会，不能因为个别人拾鞋停车而使煤车陷在烂泥中，万一遗掉，就只能赤脚前进。每运一趟，赤足者十有八九，人人污泥满身，个个象个落汤鸡，头脸被泥糊住，只露出两只黑黑的眼睛。在休息间隙，同学们相视而笑，还真会苦中作乐。

男同学体力强壮，可勉强支持。最难的是女同学，平日里爱美的习惯早已被现实所击破。照样和男同学一道并肩拉车，只是陷在泥里拔不出脚来时，还需要男同学提携一把，这样才能跟上前进的步伐。在这场规模宏大的全民运动中，她们也用壮丽的青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教导处后面的空地上修起了三座小高炉。一座是教师组的“跃进号”，另两座分别是高中部的“火箭号”和初中部的“卫星号”。远远望去，酷似电影中日寇侵华时的小炮楼，只不过没有炮楼那么高。点火那天锣鼓齐鸣，红旗飘扬，为“1070万吨而战”、“赶美超英，大放卫星”的大幅标语贴满校园。王校长亲执火把点燃了第一炉。只见几个壮实同学拉着风箱，喊着号子，把炉火烧得通红，炉工穿着长围裙，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火钩，俨然一付真正炼钢工人的高大形象，全神贯注的望着炉中的熊熊烈火。

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连续奋战，终于将原来松散的铁砂炼成几个园砣形的铁块。这就是大炼钢铁运动的辉煌战绩，是师生们用汗水和艰辛浇铸的成果。大伙兴高彩烈，欢呼雀跃，敲锣打鼓抬上铁块到县上向领导报喜，汇报一月来为完成1070万吨钢铁任务而作的巨大贡献。

时隔不久炼钢炉被逐个拆除，整个校园一片狼藉，砌炉的破砖烂瓦，遍地的炉渣煤灰，点炉用的柴草木片，抛的到处都是。几十名同学整整收拾了两三天才算恢复了原状，而作为奋战成果的几个圆铁砣，自从报喜回来后就被扔在贮藏室外的东墙根下，再也无人去理会它。它曾被学校当作荣耀的光环，为学校赢得了极高的荣誉，如今也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找到了应有的归宿。

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初期，曾经有几位老师对学校参与此项运动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学校是学子们学习知识的地方，这样折腾只会扰乱学校正常的教育秩序，进而影响教育质量的提高。况且，这样简陋的设备如何能炼出钢来，只能是得不偿失，劳民伤财。这种言论刚一露头，立即受到学校领导的严厉抨击。霎那间，校园内批判之声四起，各种罪名铺天盖地而来，将这些持不同看法的老师们顷刻淹没在群众声讨的浪潮之中，最后都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无一幸免。

运动虽然过去，但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却很难磨灭；渭河滩上那刺骨的冷水，农业社仓库里那难熬的夜晚，赤脚淌泥的拉煤场景，无一不深深刻在师生们的脑海中。它使人们磨炼了劳动习惯，增强了时代意识，懂得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只有时刻紧扣时代脉搏，理智的面对现实，才能少碰钉子，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

时光已经逝去半个世纪，昔日的当事人不少已经作古。然而当年在这场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及所受的委屈，有谁能记得住，说得清。虽然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目的是善意的，只是由于言词不当，未能把握恰当的时机和轻重缓急，而引火烧身，甚至招来灭顶之灾。不少人不但自毁前程，还影响了家人及子女，使他们终生背上了历史黑锅，其中利害得失孰轻孰重又有谁人能够给出中肯评价，个中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品味，惨痛的悔恨之泪只能在暗夜中默默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