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保岱中学

                作者：刘银基

一

  1959年8月23日，尚在建设中的河北怀来（怀涿两县合并为怀来县）保岱中学开学。这一年全县新诞生四所国办初中学校，另外三所是矾山中学，大堡中学和黄金坎中学。新建保岱中学之前，麦田大公社曾于1958年办过“红专大学”，公社下属各管理区中心校办过“红专中学”。这些红专学校招收的都是当年和往届的高小毕业生，其实还是初级中学，即现在的七年级。由于当时师资匮乏，办学条件差，保证不了教学质量，不能适应“多、快、好、省、”的形势要求，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指导下，建起了保岱中学，从而取代了大公社和各管理区的红专学校。

保岱中学第一届学生招收两个班，共计110人。这些学生由1959年应届毕业的高小生和念过红专学校再考进来的学生组成，同学之间年龄差异很大。笔者是当年毕业生，虚岁年龄15岁，而那些年龄大的都在十七八岁以上，保岱河沟村的郝有义同学年龄25岁，比刚从柴师毕业分配来的老师们年龄还要大得多。麦田公社所属辖区就是后来保岱公社、孙家沟公社、辉耀公社和石门公社的总范围。这么多地方在当时能念初级中学的就有这110名学生，可见那是的入学率是非常低的。开学时由于当时学校连第一排房屋都没有盖成，开学典礼借用保岱小学的礼堂举行。

开学后两个班合在一起，仍是占用这个礼堂上课。没有课桌凳，同学们就地坐着一根根檩条，书和作业本放在膝盖上来听讲。记得第一堂语文课是张克勤老师讲的一首民歌，课文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唱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张老师50出头，头发和胡子有些泛白，戴一副灰框眼镜，讲课绘声绘色，同学们听得身临其境出神入化。

 刚开学时只有四个老师。教数学的张志旺老师，教历史地理的李生鸿老师和教体、音、美的郝敏杰老师，三位是从柴师刚毕业分配来的。没有校长，只有教导处的曹新民主任。生活管理员是保岱村的李占明。没有教室更没有宿舍，住校生全部分散到保岱村社员们家里暂住。笔者就住在李占明的家中，他们家就在村南粮库附近。

 保岱中学是“多、快、好、省”的产物，建校工程和学生上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第一期学生，即是学子又是校舍的建设者。开学时，学校的第一排第二排房屋（每排8间）才压下房顶，第三四排房正在垒墙，第五排才破土挖地基槽。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每天下午到工地上至少劳动两个课时，学生承担工地上的活，主要是搬运。当时建房用的青砖是董家房砖厂烧制的。同学们两人一根七尺椽，一条绳子，到5里远砖厂捆上20块砖约80多斤往回抬。年龄大体格强的同学，按房东家借上扁担绳子，一个人就能担20块砖。

1959年的岁月，人们还处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教育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争当先进模范的形象是向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邱少云学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做人的宗旨，“又红又专，红透专深”更是学生们的座右铭。

保岱中学坐落于堡墙东面一大片土地上。学校南面是河沟村民房，东面是河沟向北出水的低洼地带，北面是后庄村向东延伸的小河。校门西面小河上是一处水打磨，河水向东流去，在学校的东北面建有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校园西北角紧靠一段旧堡墙，上面有一间胡都庙。

笔者还记得在此前的1958年秋天，自己正在辉耀小学六年级，在老师带领下，同学们拿着小铁锤来给保岱炼铁厂砸矿石，就是在胡都庙的东边㘯地上在这里还参加过一次公铺会，逮捕的人叫张升，据说是破坏大炼钢铁。会㘯外小河的北面就是炼铁厂，土坯垒成的炼铁炉有三房高。那时没有吹风机，炼炉旁架着一座高1米宽70公分、长3米的大风箱，风箱的拉杆有10公分粗，六个青年民兵喊着口号，汗流浃背共拉一架分箱，炉膛里的矿石烧的通红，就是流不出铁水来。

学校的校址整体地势为西南较高，东北最低，学校建设要求必须取平地面，这样每盖成一排房前面1-2米多深的黄土层都得刨挖，搬运到东半面低洼处，垫平夯实，便是新的房基和操㘯，就这样，搬运黄土的任务，就得由这一百多名男女学生来完成。不用细说，当时人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旗帜口号指导下，在学习英雄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下，年少单纯、求胜好动的激情，根本不用重赏，个个都是勇夫。何况这是为了自己校园的建设，为了尽快将保岱小学的礼堂腾出来，搬进自己的教室分开班上课。

两个班的课桌凳是从武家沟煤矿上定做的。一天早饭后，预备铃响起，郝老师手拿铁皮广播筒喊着“全体集合”，大家站好队，曹主任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新桌凳已经做好，需要大家去武家沟往回搬，问有没有决心。全体同学都异口同声，“有决心，有决心。”其时那是同学们还有个心理，那就是每天上午穿着单裤坐着硬木头，下午抬砖头，生活太单调，去趟武家沟顺便玩一天，来回四十多里路无所谓，要说走路，更是大家的强项。

同学们在曹主任和二位青年老师的带领下，顺着窑子头大沙河向西走着跑着。那时的溪源岭旧路在护路湾村东，坡陡路窄。大家上到岭头，向北望去，橙色的土梁，暗红的深沟，远远的向下向北伸去。溪源村青砖蓝瓦的牌坊大院和零零散散的土坯矮房历历在目。这时只听教体育的郝老师一声喊：“上甘岭战斗胜利啦！敌人就在山下，同志们冲啊！”这一鼓动，大家欢呼雀跃，百十个同学喊着跑着，三里多的下坡路，不到10分钟就冲到溪源村。

过了上葫芦村，穿过片片苇子地间的小路，来到桑干河边，这时正值桑干秋涨，河水有40多米宽，几个年龄大些的同学们挽起裤脚就要下水，曹主任连忙制止。不一会对面河边来了一位骑自行车的人，正是管理员李占明。他给大家喊话说，由于河水太大，课桌凳改由马车拉着，绕县城洋桥去了。那时通讯条件太差，武家沟与学校之间打电话实在不方便，弄得全体师生耽搁了半天课程和半天劳动。

一个月后，经过建筑“工人”和全体师生的共同奋战，九月底同学们终于搬进第一排还没有装上玻璃的新教室。笔者划分到第一班。班长是董连仲同学，董岐山同学任学习班长，全世金同学任文体班长，李银同学任劳动班长。杨宝林同学当上两个班的少先队大队长，笔者担任第一中队长。第二排八间房，从西数第三、四间用作教导处，第五、六间为办公室，两头的四间房是老师们的宿舍。

保岱中学第一、二班学生在初一和初二上学期一年多时间里，付出的劳动是艰辛的无偿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由年龄大体格强的男生去完成，盖房的木材有一部分是从孙家沟山区买来，他们曾几次去马牙水、柴家林、张家河抬木头，崎岖的山路，茂密的树林，都被他们踩在脚下，笔者年龄小，这样的“光荣”任务没有让自己参加还颇觉遗憾。五九年冬季，学校用煤已经从矿上开出，但一时间没有找上车，师生们就亲自去武家沟往学校抬煤。那时的人们根本不懂得讲价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觉悟，好像本来就出自娘胎。干活时男生总要抢在女生前面，而女生并不示弱，特别是手头活，她们倒是比男生有耐性，干得更多。

记忆中有一次的劳动是有偿的，那就是学校门口（其实没有盖过门脸）东侧的五排房完工后，计划在门口往西盖两栋教室，学校东院盖两栋宿舍，需要大量石头。这是1960年春开学的时候，吕振风校长动员同学们找石头，每方石头挣3元钱。这一发动，同学们马上行动，利用劳动课和自由活动时间，将偌大的保岱村街上，河沟里、田野里跑了个遍。一百多名同学，男、女自由组合，手抱、肩扛、二人抬，将捡来的石头垒成正方或长方形，等着让老师量收，笔者和东堡的许保全同学要好，他比笔者年长一岁是个急性子，天不亮起床抢了个先，两人没跑多远就捡回很多石头，量方时交石头一方半，共挣了4、5五角。他硬是分给笔者3元，因为他家确实不太困难。

有了这3元钱，笔者算是发了财。现在的年轻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当年人们的经历和体验，甚至不相信在那样的环境里人们能够生存。那时学生们上学，每个学期1.5元的学杂费，1.5元的书本费，开学时只需交学校3元钱。住校生吃的是周转粮，就是学生家里从生产队领上玉米或谷子，交给所属粮站，再由粮站将指标转到保岱中心粮库学校的账户上。周转粮是按非农业人口粮种搭配标准供应给学校。当时商品粮也很便宜，一斤白面价格为0.183元。住校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超不出4元5角。这样计算下来，念一年书包括纸、笔文具在内，花不了50元。

  1959年的冬季好像比任何一年的冬天都更寒冷。新盖起的第三排房装修成两个教室,第四排房屋用作伙房、库房和老师宿舍。第五排房安排为四个学生宿舍，每个两间。宿舍里两排通铺，北面一排睡八个人，南面一排睡六个人，中间过道宽约一米二左右，门口处紧靠山墙按一只二号的洋炉子。

  学生取暖用块煤每日定量8斤，住校生每星期六离校，星期日晚自习前到校，一个星期用煤48斤。武家沟的煤热量并不高，但非常宿火，星期日晚自习前将炉子生着火，睡觉时室内温度也就三、四度左右，好在同学们挤得很紧，棉衣压在被子上面，睡着了也不知道冷，如果半夜里腿肚子不抽筋，便能睡到天亮。管理炉子由大伙轮流值班，早晨起来，再给炉子里的熟火上放一小块煤，用炉灰封盖，便能保持一整天。晚上如果炉子灭了，好在有木工刨花，生炉子并不费事。

“一穷二白”是那个年代的代名词。“俭省节约”是人们家门上对联的横批。“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不管是一寸钢一粒米，一尺布一分钱咱们都要用的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在我国特别是伴随共和国一块成长，如今年届古稀的人们，不论这首勤俭歌的声调唱得准不准，可这歌词却能一字不错的背诵一辈子。然而让他们不理解并深感无奈的是他们从其父辈记下的一句话——“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再说给他们现在的子辈时，人家并不以为然。

那时的住宿生都是家距学校10里以上村子的学生。住校费钱无疑是他们家庭不轻的负担。限于那时学校的条件，校方也不提倡都来住校。周围各村像辛庄、洪寺村八、九里远的学生，他们带着棒子面干粮冒着雨雪风霜从未迟到过。笔者念初一时的冬天，就住在窑子头姨姨家。姨姨六十多岁，十几年前姨夫病故，姨哥当志愿军转业到天津，四个姨姐出嫁后，她一人生活。为了我念书，姨姨每天起早贪黑地受累，我是省了钱可连累她那大年纪为我受罪，第二年开学，我就住进了学校。说到此我得补充两句，就是说我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对于姨姨的恩泽，我没有忘记，学校毕业后，我还经常去看她老人家。姨姨的两只小脚只有三寸长，在她晚年时，我曾两次用手推车往返26里地，把她接来我家，让她和我母亲老姐俩相聚住几天，再送回去。

1959年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正处于一种转折阶段。此前的1958年，全国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旗帜指引下，各行各业都急着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以大炼钢铁和农业上《纲要》为主流的亿万人民的建设高潮，荡涤旧的传统观念，洗礼着人们的意识。解放思想凝聚精神，举国上下，团结成“全国一盘棋”。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所创造的最主要的是精神财富。也正是由于拥有了这一伟大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才使得共和国的党和她所带领的亿万华夏儿女，能够经得起此后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

近乎半工半读的初中一年级的校园生活是艰苦的、丰富的、浪漫的、也是幸福的。这一群孩子们个个都像石头蛋，冬天不怕冻夏天不怕晒，任风吹任雨打，学习生活总是美好的。

郝敏杰老师近照，现任北京书法协会副主席。延庆区书协主席↑

科任教师郝敏杰老师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用现在话说，就是一个小帅哥，他的体、音、美样样精通多才多艺非常出色。同学们在他的带领下，校园生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他组建了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号召大家向我国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学习。他组建的黑板报创作组，文艺节目歌咏队搞得非常红火。

笔者年龄小参加不了体育项目而参加了文艺节目歌咏队。郝老师自编的反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对口快板《百头歌》，就是由笔者和李志英同学排演并代表学校参加了麦田大公社组织在茶房舞台上的汇演，并得奖为学校争得荣誉。文艺队排演的表演唱《八大员》反映了各行各业的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爱岗敬业解放思想的劳动态度和精神风貌。表演唱《跳木马》反映歌颂了解放军战士刻苦训练，不怕牺牲积极备战的军营生涯。

还有一首歌表演《挖白薯》的歌词太过幽默夸张，词句是这样的：“（1）我老汉今年六十五呀，社里派我去挖白薯，鸡叫三遍我下了地啊，一直挖到了日当午，哎哟哟哟哎哟哟哎哟哟哟哎哟哟；累的我浑身冒大汗呀，半截白薯才出土。（2）今年的白薯大丰收呀，一个就长了二千五，大车一趟拉一个啊，累的那老牛打呼噜，哎……哎……大车……（3）白薯运进那大食堂啊，炊事员一见就着了慌，放在笼里装不下呀，放在锅里没法煮，哎……哎……借来斧头和大锯呀，叽哧咔嚓切白薯。”这首表演唱由四个男生，扮成老头表演，生动活泼让人笑得捧腹。这样大胆想象的歌词也只有那个年月，才能写出。

初中一年级的校园生活苦中有乐，丰富多彩，时过半个多世纪，回忆起来虽然遥远，但睡梦中学校的景象，老师和同学们的面孔依然清晰。张志旺老师浓眉大眼性格敦厚，讲课由简入繁通俗明白。李生鸿老师性格有些腼腆，身材不高，讲课细声细语，非常有耐性，像个女生。不知是哪位调皮的同学给三位青年老师起了一个绰号，叫什么“大傻（张志旺老师）、二俏（郝敏杰老师）、三害臊（李生鸿老师）”。那些年龄大的同学和老师站到一块，人们分不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老师和学生打成片，同甘共苦如同朋友一般。

1960年初调来的吕振风校长，年近五旬，高大魁梧的身材，黝黑的面孔，沉稳的举止，既威严又祥和，让人肃然起敬。据说吕校长还是县人大委员，难怪看起来很有气派。学校党支部冀全武书记来的稍晚几天。冀书记五短身材，也是黑面孔，戴一副黑框眼镜，讲话斩钉截铁，声若洪钟，据说他曾当过兵打过仗，胆识过人。后来又调来总务步文惠主任，会计赵赞川老师，教物理的余志亮老师，教生物的郭永峰（女）老师。伙房管理员李占明辞职后由后庄村的李云担任。至此学校各项建设已具规模，为招收第二期学生做好了准备。

二

  从1960年起到1962年，正是我国经历的最为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在那非常又非常的艰苦岁月里，发生过太多太多严峻而辛酸的故事。刚刚诞生的保岱中学，年青年少的全体师生，他（她）们一齐从那个年代走过。

  1960年春天，社会形势还没有明显变化，基层的干部和社员群众都还没有意识到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新建的保岱中学，正沉静在刚建起的喜悦之中，一排排崭新的校舍，白灰抹光的墙面，仿宋体的标语俊秀醒目，房屋四周铺设1米宽的青砖散水齐齐整整，散水外的院子和迎门的路面，尽管是黄土所垫，却是平整干净连个纸毛都没有。

暑假开学，校园迎来了新的同学。新招初一学生共四个班加上升为初二的两个班，全校学生三百多人。如此规模的一所大学校，在麦田公社这片土地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和拥有。

学校班级教室的安排，初二年级一、二班从胡都庙脚下由西向东，第一栋房为一、二班，第二栋房为初一年级三、四班，第五、六班占用教导处和伙房之间的第三排房屋。原来一、二班占用的第一排房，改修为总务处和办公室。

新调来的老师们在开学前都已到位。经过校务分工，第一班的班主任为张志旺老师，第二班王体明老师，第三班史占魁老师，第四班邵玉柱老师，第五班李生鸿老师，第六班为王善元老师，还有新来的高守业老师担任初二年级的语文，张克勤老师接任新初一年级的语文课程。到目前全校从领导到教职员工超过二十多位。教学设备也逐步齐全，学校一天天走向正规。

随着班级和学生的增多，全校建起了团支部学生会。团支部书记由孙科老师担任（并讲初二的政治课），学生会主席为第二班的张文梅同学担任。杨宝林同学任少先队大队长，笔者为副大队长，胳膊上戴上了三条杠的袖章标志。

三年困难时期的降临，除国际原因外，最主要是农业自然灾害。早在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就造成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和生产投入的减少，全国粮食产量下降。1959年的严重干旱，粮食产量达不到正常年景的对成，特别是旱作农业，粮食产量几乎为零。据说坝上地区、很多地方秋天连场门都未开。“国以民为主，民以食为天”，没有了粮食，就会陷入严重的灭顶之灾，后来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中也是吸取了三年自然灾害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那时的困难就是粮食饥荒，没饭吃，从1960年的五月份开始，各村生产队的库存粮食早已促襟见肘，食堂定量降到每人每天六大两，未成年的孩子为四大两。所谓几大两是那时人们的习惯叫法，因为刚废除了十六两一斤的计量办法。这年秋天，农业粮食产量继续下降。

10月份按定购任务的一半交完公粮后，存入生产队库房的粮食少之又少。生产队食堂将社员们伙食定量降至每人每天四两二钱三（0.423斤）。这样低而精确的定量标准该如何掌握，食堂的管理办法是平时每天按四大两安排成三顿饭，所欠二钱三的口粮到月底积累够六两九，安排到30号一天兑现，这一天人们就能吃上一斤多点粮食。人们称作月底“找尾子”，盼够一个月才能吃一天饱饭。

当年部分师生近照

“四大两”怎么能吃饱，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吃“代食品”，人称“瓜菜代”。代食品的种类很多，如玉米轴，高粱壳，谷糠，各种树叶，各种野菜，榆树皮，凡是没有毒副作用的植物都可采之食之。食堂的管理员和炊事员很有创意，能做无米之炊。他们能实行“增粮法”，如锅里下很少的米，多放山药、菜之类的代食品，就能一斤米出六斤增粮法的粥；以倭瓜，乱菜叶，树叶为主料的稀饭就能多给人们盛两勺，让你将肚子喝个七、八分饱。

学校的“非常时期”来得稍晚一些，学生的口粮标准是从10月份改变的。尽管社会上粮食那么紧张，上级政府对学校的学生还是照顾有加。从10月份开始，学生的口粮标准定为没人每天八两，教师为九两，体育老师为一斤。这标准是高于非农业的市民们的。那年冬天的粮种搭配有所变化，曾有一段时间，粮库里放白面和莜面的柜子是空的。学生们的饭食为早饭二两红高粱面的糊糊，中午为四两煮蚕豆，晚上是二两小黄米（粘谷子的米）稀饭。

人常说“半大的小子，吃穷老子”。青春期的孩子们正是扛饭阶段。学校里没有代食品，伙房里也不会增粮法，八两的定量放在农村食堂，人们肯定会好一些，而在学校里，学生们就可怜多了。这一阶段的粮种搭配还出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高粱面热量较大，食用后胃肠上火发干，煮蚕豆连皮一齐吃难消化，小黄米是补肠胃的，农村的孕妇常用它补胎。这样一种饭食安排，没几天学生们出现了肚胀，大便干燥拉不下来。

课间10分钟，同学们蹲在厕所欲拉不出，肛门口堵着的粪蛋蛋，用手抠起来生疼生疼的，上课铃响后还是起不来。更有年龄较大肚量较大的学生更是吃不饱，他们每顿从食堂领来的饭，三五口吃完后，再取出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就一大碗开水（只是热一点）往肚子里灌，很快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出现浮肿，脸上没有血色，走路没有劲。有些学生上不了课，请了病假待在宿舍里也不愿回家。因为他们是饿病，回了家就吃不上学校的饭，在家里同样糟糕。那年月村子里饿死人是平常事。

面对灾难，学校新调来的党支部书记康正祥（冀书记后来调到县人委（政府）部门），吕校长心急如焚，怎样保护和管理同学们度过难关？无奈之下就是停课四、五天，出去找“代食品”。其时正值秋末霜降时节，各种树叶、菜根、粮食帽子都还能找到。记得笔者和初一第四班的刘文基（两人为堂兄弟）去刁窝沟找当会计的二哥，在哪里耧了六、七口袋杏树叶，找赶车的捎到学校，还受到表扬。

为节省热量减少体力消耗，取消了早晨的跑步锻炼和课间操，体育课不搞活动量大的项目。曾有一个多月，还取消了晚自习。晚饭后稍作休息，便将六个班的同学们集中到教导处前的院子里，以班站好队学唱革命歌去，听收音机或者由老师们讲故事，学习报纸上的各种新闻。笔者还当过教同学们唱歌的小教练，因为自己会识简谱，郝敏杰老师选好歌曲，先辅导笔者学会后，再让笔者去教同学们。如《群众歌声》封底上的《十唱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是红太阳》就是那时笔者教唱过的歌曲。

  同学们的自救办法就是想方设法找吃的。如自由活动时间，去地里遛玉米，地埂上捡黄豆。笔者就曾去保岱生产队的谷场里翻秸秆垛，从下面捡豆子，被看场的老头撵着跑。豆子捡的少，就生嚼着吃，捡够几把就带回宿舍放到炉盖上炒着吃。星期天回家，把父母省下来的糠馍馍带上几块，同学之间互相交流着吃。

  笔者有几次回家，将母亲从地理捡到的玉米，用碾子推成棒子面带到学校，晚上取出来放在脸盆里用水和成面团，往烧热的炉子上贴饼子，和同学们半生半熟地分着吃，或者将饭碗当小锅，放到炉口上熬面糊。熬面糊可不能烧开锅，因为一旦开了锅面糊就往外溢，碗沿烫手是很难往下端的，这样的面糊最多八成熟，但是喝起来有股香甜味。

  那年冬天人们采集代食品，把地理的榆树皮全部剥光，记得从辉耀到保岱10里远的道路两边和地埂、渠沿上所有的榆树，统统露着白淋淋的树干，迎着飞舞的雪花，给人无比凄惨的感觉。剥光了皮的树木，第二年全部变成了干柴。

1962届毕业生后排左起1王之海3王尚玉4李林岐 前排右1闫桂明

三

  进入1961年全国的形式更加严峻，为战胜自然灾害，摆脱困境，恢复国民经济，党和政府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解决六亿多人口吃饭和穿衣问题，率先提出调整产业实行“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第一线”力争农业好收成，实现粮食自给有余。那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压缩工业项目，凡是1958年盲目建设的项目，全部下马，压缩非农业人口以增加农业劳动力，要求各级干部下基层到农村抓粮食生产，减免农业税收，对粮食生产实行倾斜政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争取粮食“过关”。

  压缩非农业人口甚至波及到学校，年初涿鹿初级师范、幼师、还有一些公社办的“四化中学”全部下马，再远一点的宣化师范、西合营师范、柴沟堡师范全部关门停办。

  国办正式中学不属下马项目，被列入调整范围来压缩学生人数。下放学生的提法和口号是“支援农业第一线”并提前一个星期进行动员和号召。学校召开的师生大会上是康正祥书记作动员报告，讲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式，说明支援农业的重要意义，要求学生暂时放下学习机会，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要积极主动报名回乡参加生产，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

  号召归号召，响应归响应，报名归报名，可那时同学们也不是那么天真浪漫的，因为自己都还是学龄少年，回生产队下地干活连半劳力都算不上。更主要是谁也不想离开学校，离开老师和同学。动员会上康书记虽然讲的这是上级号召，可从他脸上那无奈的表情，低沉而沙哑的声音中能体会到他是不忍心下放学生的。会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虽然照常上课，可所有同学的心里都是七上八下忧心忡忡，似乎将要大难临头，每一颗还比较稚嫩的心都在急速地跳动，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安排。

  课堂上他们坐在那儿发呆，听不进老师讲的是什么，课堂下三个一伙五个一伙窃窃私语恋恋不舍好像马上就要离开似的，那几天没有晚自习，不知是谁领的头，同学们几个人相约，一起跑到拐角村算卦，让瞎老仙算算自己会不会被下放。笔者和许保全也悄悄地去算过卦，保岱拐角村的盲人马孝文先生那时才三十岁出头，但是算卦很灵，早已远近闻名。

  马先生见算卦的人多，采取简易算法，只要你报一下生日时辰和属相，不用摇制钱，就伸出一只手切指头推算，便告诉你能不能被下放，并鼓励你不论干什么都要安心好好干，给你说宽心话。他是根本不知道要下放多少学生，所以经过他算过的，大多是不被下放的，或者说是怕这些孩子们心里难过，尽捡开心的话说给孩子们听。笔者和许保全经他一算，说是不会被下放，两人都放下了心，算卦的卦资是每人五角钱，许保全掏了一元钱，高兴的就像吃了定心丸似得。

  从学校的安排能够看出来，学校是既要完成上级要求压缩三分之一人员的任务，更为今后的教学管理考虑。初二年级两个班，再有一年半的时间就要毕业，而且这一期的学生为学校建设作出过很多贡献，不忍下放。初一年级四个班压缩两个班，留下两个班正合规模，由于初一年级招生时每个班是按50个学生招来的，而初二年级是每个班超出55名（增加过几名插班生），就应从中也下放几名，这样就能够保证超额完成压缩任务。至于各班如何下放，去谁留谁，将权利交给了班主任，由班主任老师向教导处提交名单，学校领导审定，不言而喻每个班主任都是为今后的教学管理考虑的，具体那个学生愿不愿意，都是自己报过名的，下放到谁的头上，也不能埋怨老师。

  记得宣布下放学生那天是6月份的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没有开欢送会，只是将同学们集合起来，由康书记简单地强调下放学生是形式需要，每个同学都要无条件服从，并公布下放名单。被下放的同学按每个村子一位老师，根据该村下放人数，由初二年级学生跟去相送，那天笔者随张克勤老师往石家嘴村送初一的两个同学，笔者替那位小个子男生背着背包，张老师给那位高个的同学提着书包，出保岱村向西南方向走去。一路上没有人说话，道路旁边有刚熟的五月鲜小水杏被风吹落，鲜黄鲜黄地滚在地上，小个子同学捡起来给笔者和张老师吃。肚子里饿着的张老师吃着递上来的好吃杏，苍白显老的面孔紧缩着，眼里含着泪花。

  下放学生的工作完成后，留校的学生五班并入三班，六班并入四班，又上了一个星期的课便进行期终考试，之后便开始放假，这一年的暑假放的早，时间最长，总共80天。放假后同学们都担心学校会不会被“下马”，没过几天听说学校进行招生考试，这才有些安心。

  漫长的假期过后，学校终于开学，第一、二班升为初三，新招学生两个班命名为五班和六班，每个年级两个班，老师们没有被下放而是新调来几位，据说是从下了马的学校安排来的。

  学校照常上课，同学们的心情一天天平静下来，被取消的原五、六班有新生取代，被下放的同学就像抹去的磁带，也一天天被人们忘去，留校的学生们深感庆幸，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

四

  第一、二班升为初三后，学校对这两个班非常重视，因为毕业后面临升学考试。第一班班主任张志旺老师调入教导处，由王润元老师接替了班主任。张克勤老师留任初二年级教语文，初三年级语文由高守业老师担任。

  1962年7月1日，保岱中学第一届两个班的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这两个班的学生初一入学时110人，完成三年学业参加毕业典礼共97人。未完成学业的有3人中途退学，其余为初二时被下放的学生。毕业典礼是在东院新盖不久的大礼堂举行的，初二、初一年级的学生，所有老师全部参加了这次典礼。

  新落成的礼堂六大间，中间两排木柱总共10根像是顶天立地的大汉支撑着硕大的屋顶。屋顶全部为木结构，每间9道檩，没有现在的钢筋人字柁而是斗盆粗的榆木柁。礼堂内的使用面积虽然很大，但由于中间立着两行木柱，限制了人们的视线而显得并不空旷。

  典礼会上，康书记对这两个班的学生三年来的学习和劳动给予充分肯定和表扬“……你们为学校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学校永远记住第一、二班是功臣班，是今后所有学生的学习榜样，老师和同学们不会忘记你们的。”

  为了能让准备参加升学考试的毕业生考好，学校安排大家继续留校复习功课，并上报县文教局，局里给派来两位优秀教师专门进行辅导，赵育大老师辅导语文，郭斌老师辅导数学，留校复习备考的学生，记得是七十四、五位。

  笔者的命运就比较不幸，根本不如上一年马先生算卦时说的那么好，毕业时自己也报名参加升学考试，并应留校复习功课，可是自己的家庭情况非常困难。笔者三岁丧父，和母亲哥嫂全家六口人生活，哥哥身体有病，母亲六十多岁。那年生产队实行小包工农活作业，哥哥包了六亩晚苗谷子，地里起了热草，谷苗没有草长得快，六亩地像栽绒毯子一般，无法下锄间苗，按时锄不完就没有补助粮。

  7月1日开完毕业典礼，下午自己就回了家，拿起锄头和哥哥一块锄地，7月15日是升学考试，14日下午笔者在地里将锄头留给哥哥，晚上到了学校，第二天便参加考试。这年保岱中学升学考试共有12名考生被正式录取，另有4名备取生，共计16名具有升学资格，笔者以涿中招生榜上名次36名的资格被录取，然由于家中实在困难，而未去涿鹿高中报到。

  回忆至此，笔者也着实庆幸，自己能够坚持念完初中三年的学业，比起被下放的同学们，应当感到满足。特别是在那三年上学期间，为照顾我这个贫困生，国家和学校每月给笔者3元的助学金，保障了自己学业的完成。

  我怀念我的中学时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天真烂漫的时代，艰苦求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使我快乐成长的时代。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过往让人难以忘怀，或是一种亲情，或是一种友谊，或是曾经逝去的蓝天，或是童年流过村前的潺潺小溪。这些美好的记忆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成为一种精神、一种信念。

     保岱中学时代培养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奋学习、奋力争先、感恩社会的精神，成为我一生的财富，激励着我干事创业，战胜一切困难。

  有一句名言“忘记了过去就等于背板”。追忆往事，记住过去，更应十分、万分地珍惜当前，把现在和今后的事情干好，才算没有忘记过去。

作者简介：刘银基，男。河北涿鹿辉耀人，保岱中学首届第一班学生，曾任辉耀乡土地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