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小玲：無法辭舊的歲月
引子
這篇感觸，是屬於已亥年的。那年風沙有些大，發生的各種故事，真是讓人目不暇接，耳不足聞。我也就截取了其中的一點點，以自己的角度娓娓道來。可惜，不知何故，隨著感覺天象的一陣烏黑，許多存在瞬間就失常了。我以為，個人的心靈非全然孤立，而某種零散的觀察，或許可以得到證實或證偽。眼下，我把它拿出來，還給那些有依然心存遺憾的讀者。
一
入冬的京城，一直沒下大雪。我所以要等著大雪，是想讓它順從自然，形成一種恣意汪洋，來覆蓋內心一片突然地灰色與陰霾。戊戌年末，一群心系社會進步的知識份子眾口一詞，如同一次鐵樹開花。之所以喻為“鐵樹”，緣於某種世態的反常與靜默的漫長。一方古老的軀幹，包裹著難以舒展的硬核。身為其中一枝，我亦感受著那一刻花開花落的興奮與惆悵。我最終還是沒能等來一場瓢潑大雪。莫非今年有春風得意，抑或春潮襲人的意外強勢？
而雪，其實是落了兩場的，但它亦如一群敲散的心聲，稀稀落落，潔白與姿態最終很快消融於大地。擱置了所有外遊盤算，正月的十五天裏，和妻在家少有出門。書本、電視、微信、寫作輪番遊覽與消磨。偶有走親，同家人談天說地；時而應對，與社會層面有所牽扯，事關知識份子作為國家公民的責任言論與憲法權利。陸陸續續地，看了一部關於內戰而懸念起伏的諜戰片《內線》：劃江而治沒能成功，中國可能走向“民主共和”的歷史從此打住。
大年三十，“春晚”依舊。為自己的審美局限，也因連續數年觀眾的詬病，沒法介入這個娛樂百姓的層次。或說，我不知央視為何不理解文化的救贖。此外，媒體有則報導，說紫禁城將開放，供觀燈看殿兩晚。這宮裏夜間要突然燈火輝煌、呈現江山如畫的美景，感覺不免怪異。如今宮外似乎天天都是過節，或緣於國家意識的強大張力，使得更多的日子疏離於個人的單純慰藉。民間大概只留下一條傳統的縫隙可供窺視。而復活故宮，可以滿足想像？
己亥年初一，給朋友們微信祝福，也給幾位年長的電話拜年。第一個是文史學家、北方工業大學的史仲文先生。節前他曾邀我和數位學界好友聚餐。如今的教授、學者、書生們大概習慣了這種入座飯局的方式抒發情懷，亦酒亦茶地夾敘天下、推斷家國，最終仰望星空。史先生長期抱病探索，一向堅守自己的學術品格，從不怠慢一種社會責任。不久前他竟然在朋友圈發了一首打油詩，對幾位學者的微言大義表達了自己的褒揚態度，著實令人感慨感動！
隨後是正奔耄耋之年、寫過《故宮，我恨你！》的葉文福。因一首《將軍，不能這樣做》而早被邊緣化的這位老詩人，曾與作家白樺因“自由化”被“清汙”過，成為一個時期的扭曲符號。老朋友間雖已不像往日那般蜜月交融，卻依然偶有牽掛。祝福，總是讓人溫暖的。他希望我到他京郊的一處山莊新宅聚聚。認識他時我還很年輕。當自己不再年輕時，也已替代了某種角色，並面對的是種更加困頓的一段當代史。我們都沒能跨越一個時代的沉重
二
過年的節奏是緩慢的。成家的女兒遠在異國他鄉，佳節的天倫之樂數十年難得一遇。可此等感傷卻不能覆蓋更為遼闊的心思。國裏國外，節中紛至遝來的消息與事件需要花費時間與精力。包括翻《黨史》——80高齡的宋以敏女士剛快遞來的書籍之一。這是她丈夫、歷史學家何方的遺著。何老先生是張聞天的秘書、中共非常知名的改革派人士，前年離世時我參加了他的遺體告別並送了挽詞：“認黨認國認民涇渭分明，與事與理與情愛憎隨心。”
當然，中國有許多歷史的“後知後覺”者，對社會或政黨的轉型我無從做出多準確的評判。對像何方這樣自覺反思的知識份子，自然會抱有一種必要的尊重與敬意。他們以個人的經驗教訓反對“極左”思潮，抵抗歷史虛無主義，積極地推動現實的體制改革。可當下社會有一股過於自命清高的響動，不屑於他們的真實存在，似乎不諒解人性的複雜，也不寬恕無法選擇的模糊的背景，從而將自己陷入另一種對現實的絕對與虛無。沒有共識，何以共建？
正月初二，特朗普在國會發表了國情諮文。其事無巨細方方面面，感覺具體而生動被人們加速傳播。不管是否煽情，普通人地位的確被嚴重凸顯，國家的行為與每一個公民的現在、未來的利益密切勾連。我以為，美國的強大歸功於一個偉大的上帝指引下的美國夢，而這個夢則是由最廣大的各階層民眾自身構成的信仰與行動。總統可以被拷問，政府必須被監督，而由移民構成的愛國者們，以清醒、自覺、真誠與維護，使美國的制度自信延續了兩百多年。
對於中國，2018年發生了太多的事件。有些意志決絕，有些驚天動地，也有些匪夷所思。百年前後中國的兩個戊戌年，貫穿一個相同的印記：變革；始終努力卻求之不得的一件事：立憲。而知識份子們念茲在茲，思不忘美國的《獨立宣言》，言不落英國的“光榮革命”。如今，有人竟然發現了馮玉祥的粗野，將一個好端端的“君主立憲”的可能毀於一旦。其實，又何止？舊政黨節節敗退，新政黨挺胸闊步，而政治的現代性卻總是步履蹣跚。
從戊戌跨越到己亥，美國與中國為貿易而起的開戰可謂觸目驚心。強國和大國的孰是孰非，引發了全世界的持續圍觀。有眼光犀利的外人謂之為“新冷戰”，有民族自豪的國人稱之為利益戰。視角五花八門，心眼開花四處。而我則以《中美關係轉向，中國何以自決？》為題，撰文加入評論，呼籲中國以自己的智慧自決命運，免除被動。不知這出大戲如何落幕，從90天的期限到無限期延時，中國有何可以勝算？
面對這個國家的變局，歷史或有它自身的規律進程？一些原本看去一步之遙的事，就只能在原地打轉。中國人經歷的吊詭，別人似乎難以理喻。但是，我們也自有邏輯的支撐，表達人類存在的別樣模式。重要的還在於心悅誠服的大多數。三千年也好，三十年也罷，身在其中的普通人往往不過是一群看客。當然，樹欲靜而風不止。古人知曉的道理，今人不會不懂。而改革或變革，也會以顯現或隱蔽的方式在運行之中，即所謂“潮流”。
就我個人，思來想去頂多也只是個有期待的吃瓜觀眾，哪怕心事浩茫也只是浩茫而已。這個春節，我沒約見也沒被約任何一個朋友，惟有妻子與文字陪伴。屋裏的暖氣因為設備陳舊幾乎不顯溫度，我們的年貨亦如日常，多一個火鍋。在京城雖說也有一個偌大的朋友圈，各個界別的，但情有獨鐘的還是思想界中的那麼一小撮。多少年來，大家探索皆如苦役，在並不完全抽象的世界裏不時形同掙扎。即便有人身負名望、位如雲端，依然惴惴不安，不失惆悵。
許久未做春秋大夢了。就在初八晚上，夢到與前總理溫家寶先生在一個野外的山坡上邂逅。彼此招呼過後就一同往山下趕路。途中他突然說：我們準備考慮重用劉軍寧！你覺如何？我頓時驚訝道：軍寧兄是個自由主義者，不過近來他一直主張中國需要保守主義的文化與政治。莫非你們……。面對我的疑惑，溫大人微笑著不置一詞。還來不及後續夢境，就被一群亂糟糟的過路人給沖散了。早上醒來，頗覺納悶：為什麼是劉軍寧？
劉軍寧是當下中國知名的獨立學者、自由主義政治學家，一直主張保守主義。他認為，保守主義是人類關於社會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 。但無論自由與保守，他的思考和思想都與中國傳統或現實的政治道場幾乎風馬牛不相及。圈內朋友們對他作為學者的純粹與嚴謹評價很高。我們每一次相遇，他都話很少，一副與世無爭的低調。他怎麼可能有“國師”情結呢？我把夢發到朋友圈，有朋友評論是“黃粱一夢”，而時評家章文則調侃“小玲夢遊上書房”。
也許有人關心中國最有思考力的知識份子都在幹什麼？其實不少也都在被動做夢。不能對人類的生存困境做直觀破解，也無法根植起一棵社會生命的常青之樹，思想就有被嚴重閒置的苦悶。曾經強勁無比的自由主義，在現實的語境下也危若累卵。問題在於，連常識都難以捍衛，新型的文明建構談何容易？當然還有不少學者夠奢侈：要麼在古人的學問裏挖掘不著調的經典，要麼躺在用權力與金錢推成的象牙塔裏，設立偽命題。學術的面相委實不堪！
三
情人節下了一場小雪，給春節枯燥的北京帶來一點詩意。而我的思緒也有了一些屬於個人的飄揚。當然，眼下對情感的浪漫顯然已褪去了許多。不僅年紀已大，歲月靜好也成人們的調侃。放眼四面八方，感覺不到可以拒絕的憂傷包圍、給你心花怒放的精神指示。晚上，妻勸我出門走走，吸吸雪地上可能飄蕩的新鮮空氣，以緩解頭疼。夜色中的北京街道，偶爾踩到地上的薄冰，卻沒某種季節的激動。春節至尾，瑞雪無望，覺著北京真地有些變了。
北三環地帶不乏繁華。在燕莎橋與馬甸橋之間的一片街區，節奏比以往更顯緊張。人們腳底抹油，行色匆匆。即便前途渺茫者，似乎也來不及憂鬱街頭。北京的生活一旦產生痛苦的感覺，神仙也都難以安撫。漫步夜色間，心，突然冒出一股火焰；它持續，仿佛要燒出涅槃。穿過一個地下過道，我站到一位在寒冷中賣花的姑娘面前，挑選了三支玫瑰，並讓她再配上一把滿天星，回家。妻當然欣悅於這份節日的尊重。相濡以沫的親人，如何不是情人？
一天一天地過年，直到元宵。十五的月亮，高掛北京偏東的上空。這個萬家喜慶團圓的日子，遠離故土，我卻突然生髮一種淡淡的哀愁，思念起自己的母親：那年這夜，她離我們孤獨而去。我似乎無法自已，開始在電腦前敲起鍵盤：“三年前，母親像最耀眼的靶子被一顆子彈射中。她沉默的元宵，揭示春季依舊寒冷，所有生命，終歸向死亡團圓。她，成了人間微不足道的歷史，卻構成了我的悲傷，一生又一世……”。
節日中間，還有一段非常插曲：2月16日即正月十二，李銳老先生仙逝，引發一場驚動中外的輿論與悼念。中共元老，黨內改革派，某種歷史真相的還原人，理想的捍衛者——這是他被熱烈關注的理由。而我，也因此與歷史學家吳偉、黨史教授韓鋼兩先生相約一同前往木樨地李家弔唁，並重新發表《關注改革的李銳們》一文。24小時，18萬個讀者點擊閱讀。雖被終止，卻也欣慰。次日在八寶山舉行了感覺吊詭的追悼會，而我已在航行的天空。
我終於決定出去走一趟，以此結束過年的沉悶，目標是南方的故鄉。這樣的旅行就像一次漂泊。儘管上路的神經是正常的，思路的敏捷也並未被斬斷，但終歸還是帶著點盲目。如果現實的人生尚能如願，隨意的行走或許四處可遇風花雪月、顏歡情暖；內心的天馬行空，也會外化為伸手可觸的快慰現場。即便偶然受挫的情緒，同樣可以在漫無邊際的旅途間獲得釋放與療傷。然而，天下並不太平，天下人的頭上也不總罩著一樣的陽關。
四
在榕城福州的幾天裏，遇到的多是雨水淅瀝。這一次，我沒住酒店，而是直接進入自己的一座舊房屋。離開20餘年，屬於軍區的幹休所已越發破舊。新漆的高大上標語也擋不住歲月留下的一片老木的容顏。我想，將軍們大概也都一一離去，校官們也已垂垂老矣。惟有那些不隨人生變幻的石頭、樹木，依然站立著迎來送往。它們不會思考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間的任何區別與關係，更不會以特別的姿態確認我的匆匆行色。物種真好！
一座房屋雖然屬於軍產，但也是我有限的私有財產。出租了好多年，牆面微微發黃、傢俱顯得陳舊，好幾盞吊燈此暗彼亮；經常著水的櫥櫃、衛生間和陽臺的大小門框都已破爛脫節，廚房連著洗衣機的下水道也堵塞了。書房裏滿櫃的圖書為房客們擺設了許多年，沒有人與之翻閱對話，自然也顯得寂寞落無主。它們曾經滋養過我的青少年時光，其中某些思想的能量至今尚未完全耗散。比如尼采，比如普希金，比如魯迅、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這個屬於故鄉的城市，我只有極少的親人。在許多熟悉的人們當中，卻少有親密無間的朋友。個性導致人際關係的廣度，而觀念則影響人們彼此之間交往的深度。顯然，空間與時間的局限，也容易使人喪失許多美妙的機遇，讓靈魂的攙扶失之交臂，讓知音的生命擦肩而過。或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暗示，也讓高蹈而稀缺的思想，在自己的身邊不經意間灰飛煙滅。對生命完整、快樂的資源獲取充滿障礙，是人類難以克服的拉足長度的悲哀。
從美國回來的詩人呂德安，約我在“半山空間”泡茶漫聊。屋外，雨正嘀嗒。我們聊得天南地北，彼此都有一番探究與最終的期待。可這種期待卻具有令人糾結的複雜性，也是我們之間沒法中斷一個永恆主題的原因。人到中年，視榮耀地位可以雲淡風輕。但社會的整體風貌占滿了個人的想像世界，一種生存的失重感總是不期而遇。對於為現代文明與現實矛盾所強烈撞擊過的我們，故土上一粒光照間的塵埃，也能敏感成一份精神的成色或承受。
德安提起“魯迅文學獎”和一位本地獲獎者，問我怎麼看？官方那些獎，可謂優劣參半。但說要拿魯迅的標準說事，那實屬勉強。大多評判，有魯迅的品牌之名卻少有魯迅的品格之實。盛行犬儒、與體制捆綁的當下文壇，欠缺骨子裏的個性自由與社會批判。文本的現代化並不等同精神的現代性，反思、啟蒙、建構以及個體生命的自覺，與人類文明所期待的普世性差距甚遠。至於德安，就是個幸運兒。他在紐約獲得最重要的藝術現代性啟示：獨立。
次日，德安繼續帶我去見倆位老朋友，他們也與詩歌、藝術有關。曾宏，和德安一樣曾是《影響力中國網》最初的支持與貢獻者，返回福州數年竟在默默地構建自己的創作體系：詩歌、繪畫、書法、雕刻等等。可以想像，這是一種企圖融入思想的“複調”藝術！而另一位曾留學日本的大荒，在一項浩大藝術工程流產後乾脆投入書法的授課傳承中。而令我驚奇的是，他居然對福州的歷史文化瞭若指掌。關鍵是，他將嚴複的悲劇歸結為中國的宿命！
五
不久前，我在FT中文網發表的長篇隨筆，把福州的人文歷史與社會現實描述了一遍。全球華人讀者關注不少，或叫好真實深刻，或吐槽又長又臭。評價形成對立鮮明，作者卻感覺相得益彰！這篇其實屬於政論的6萬字拙文，是我要剖析城市中國一只“麻雀”的嘗試。如果改革開放已具40年，那麼福州這個沿海省會城市應該要走出歷史的困境。但我的問題卻是：社會生產力的解放與人作為主體的景觀，並未成為一個令人欣慰的現實。
每次回閩返鄉，我都無法拒絕某種北京心思的延伸。我總在尋找京城與省城之間的某種必然性，或更期待獲得另一種屬於地方的獨特性。但我發現，他們彼此的文化與政治的生態、長相是越發相近了！許多張貼的醒目標語就是簡單地克隆，也沒區別與內地的特別創新。連前幾年帶著點新鮮的“海西”臉譜也已不復存在。我一直沒琢磨出大一統的明顯好處，而始終擔心上面下錯一粒棋子，整個中國可能全盤皆輸——如此豐富的歷史是足夠讓人回顧的。
為此，我在福州找人聊天。能連續興奮的實在不多，尤其在我希望出來走走並內心充滿期待的時候。某日下午，一位教育家朋友來到我的住處，聊起現狀才有了些一發不可收拾的情境。教育、醫療、養老已讓國民熱議與擔憂多年。我相信政府也患著焦慮症，人大代表們即便有提案也可能無濟於事。也許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網路上曾有線民如此調侃——“為什麼國家不予承擔這個責任”？相關人士會體貼地回答：“因為中國還很窮！”
我又約了兩個退居二線的廳級文化官員。他們對地方人文有較深較全的瞭解，也樂於推誠相見。此次我發現，他們對社會治理的看法完全突破了過去的局限，尤其強調專制傳統意識對中國的要命影響。問題嚴重已倒逼既得利益的官員也承認了歷史文化的掣肘。這種覺悟的表露顯然屬於遲到，或還是無官一身輕的被動結果？你無法想像他們在任上能以此意識糾正偏差。因為體制，中國儒官的身上具有天然的複雜性，他們需要填補思想的鈣質，厘清邏輯。
一個北大，一個南開。作為兩所名校出身的、在省城曾是權威的文化人物，他們曾為我提供了有關福建的文學、藝術、宗教和歷史的描述與提示。但眼下要再進入更新更深的話題，似乎熱情與時間都不太允許。也許，三個人就構成了一個“公開場合”，更隱秘的精神狀態就不會輕易彼此披露外漏。雖然位已不在潛規明矩的官場，但某種無形的力量還在暗示左右著。老祖宗丟下的一句所謂“心知肚明”，遮掩了現實社會生活中靈魂碰撞時的某種不自信。
福州的雨依然下得沒邊沒沿。北方缺雨，沒帶傘習慣，此刻出門就在雨中將就。在晉安河畔的省長樓裏，看望了已賦閑在家的老朋友。一開口他就高度肯定中央決策，還希望我對國際發聲要把握好“原則”。我說自己心中有數，也會審時度勢。他用了三分之二的時間與我談論歷史朝廷的一段神秘的“君臣關係”。可大凡頂層政治不透明的延伸，便意味著政權意識的不可捉摸。而這樣不見陽光的權力運作對於民生國運，卻沒有半毛的潛在益處。
對由線裝書傳承下來的官家正統史，我始終抱有品質上的懷疑。一條老化的血管流不出新鮮血液。而在純正的民主或議會政治出現之前，中國為正秩良序也還要繼續折騰下去。老先生給我看他新編的生活紀實圖冊，從題書習總“全家‘福安’，一生‘長樂’”的祝福開頭。他還將與我的合影收錄其中，作了題圖注釋。他是以照片與書法方式在為自己不斷寫史，貴在注重文化含量而非往日的位高權重。我們延續了近30年私人關係，雖一道鴻溝難免。
同老省長會面的當天，媒體從越南傳來消息，說“金特會”無果而終！談判不順利，大概是雙方實際上對對方都沒有充分地透底。在金、特會面之前，各國媒體都在猜測判斷。中國外交部是傾向於看好，《河內宣言》似乎有望簽訂成功。畢竟中方在高調表示自己是這次歷史會見的幕後推手。可特朗普“要有全有、要沒有全部沒有”的強硬立場沒有改變，儘管他有耐心等待。而金正恩也並非特別爽快卻又很年輕的對手。背負價值觀的較量談何容易？
對於這樣的結局，我也覺得實在遺憾，美朝關係又得耗費數國納稅人的錢財。相對於金委員長，我對特朗普總統自然多出些好感，除非前者確定制度性改革。美國的目的，是永久解決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而朝鮮只為自己，或更多為掌權者利益算計再三。特朗普當然也有個人政治前途考量，但這背後卻更關乎美國這個移民國家的根本利益；若有成果，總統本人拿不走也扛不起。如不能幸運連任，不僅他個人敗走麥城，其領導的政府也可能被選民拋棄。
六
在省城逗留數日後，似乎已覺無所事事了。而老家閩東近在咫尺，也近一年時間未回。於是，一程高鐵，瞬間抵達。這裏的一座海邊小城，是我的第一故鄉。在城向西，有我少年時代居住、玩耍並逐漸成長的老宅。父親說這是移民、泥瓦匠的爺爺親手蓋的，都是幾間舊了重建、破了又修的房子。眼下它們不住人，外面成了出租的店面。實際上，我只是回顧，並無什麼產權概念。離開30餘年的故土，我只是一個思鄉人。除了記憶，一無所有。
當然，精神的故鄉卻不可謂一無所有。索爾仁尼琴曾說：“總是盯著過去，你會瞎掉一只眼；若忘掉歷史，會雙目失明。”他所指的當然是另一種關於國家或人類的歷史，但此時空感覺也適合於我。我沒太強的故鄉觀念，但始終未能忘卻她對我生命的滋養。即便是父母離世，感覺更加疏遠，我也能在內心清晰勾勒出那些曾經的街道、學校、教堂、鄰居與郊外的田野，甚至貧困時期的糧店與醫院，以及那些饑餓得到處覓食而被人驅趕的頭上麻雀。
相較於中學或大學，小學同學之間的關係或許最不靠譜。雖是最為純真無邪的年齡，但也可能因無知而缺乏審美意識，故也最是沒心沒肺。當然，如果他們有幸獲得必要而有方的家教，還是會明白基本的善惡與是非。可在我朦朧印記中，多數人還是缺乏教養的：粗魯大於調皮，好鬥多於友善。在這個偏僻的小鎮上，似乎所有人都被捲進時代的風暴中。大人們選擇站隊，或左右搖擺；而孩子們不是紅衛兵就是紅小兵，沒人能避免一種社會的悲劇角色。
離開故鄉時，雨還沒停歇。縣城裏消息在傳：縣委又一新書記上任了！這裏的大小官員和關心自己生活現實的平民們，自然總會一陣內心的躁動或指盼什麼的。傳統未更的威權政治，讓“縣太爺”依舊可以欲意張揚而目中無人，使當地的治理狀況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而幾天前同舊識們聊天，數了數在此任職的書記或縣長，居然有八人之眾前赴後繼，落馬官場。這些獨斷專行又貪婪錢財的掌權者，個個抱著僥倖最後淪為拜金的信徒、法律的囚犯。
整個閩東，再找不出第二個如此不可思議的典型！為什麼是霞浦——我的故鄉？這裏的鄉親足夠的老實與厚道，這裏的民風質樸得無可非議。多少年來，我也極少聽聞普通的公務員們如何能包藏禍心，來營造普遍而險惡的官場投資，使自己家鄉變成一片供養腐敗的樂土？這個美麗的魚米之鄉，正在以聞名遐邇的灘塗風貌吸引海內外的攝影鏡頭。可出現這般關鍵人物的大煞風景又情何以堪？新書記遭遇舊制度，即便以清廉執政，是否結局悲壯？
七
斷斷續續、拉里拉雜的，本文該收尾了。此時的北京天氣放晴、霧霾不見。而碰巧今天中午，我赴了“國際飯店”的一個餐會。長安街的車輛看去少了往常的擁擠，顯得有些一片開闊，可溫度有點冷，冬天還沒完全過去。在人民大會堂那邊，“兩會”的議程還在繼續，代表和委員們的發言與表決，無法預期各種訴求的到位結果。而這裏飯點席間，幾位學者侃侃而談，話題不外當下若干糾結大事。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被分為幾類：朝野內外，體制內外，當然還有混合不清的時候。他們有不同程度的話語權，但要成為主流卻是有限。
臨時湊合的聚餐，自然沒也一個鮮明的主題。各位想到哪說到哪：中美關係，歷史問題，混合型經濟及來年趨勢等等。向來關注民營經濟的胡德平先生聊到了國企問題，他說某些概念需要從法律的角度給予明確和澄清。去年胡先生因發表“警惕打著共用的旗號搞新的公私合營”的觀點文章引發公眾的關注。他如此感慨：“現在應是改革的深入發展期，而輿論卻是如此灰色，政府官員認識又如此混亂，說改革要攻堅，要壯士斷腕，不亦難乎？”
實際上，胡先生是把如何看待私營企業的發展壯大，當成檢驗人們是否堅持社會深度改革的試金石。很巧的是，十年前我第一次碰見胡先生時，是在同為嘉賓參加的一個研討會上。而當時胡先生鮮明強調的正是民營企業家對當代社會的進步價值！此種清醒與自覺，為黨內高級官員所少有。由於中國對市場經濟性質在認知上的天然缺陷，也必然在對國有企業的特別青睞維護中對私營企業顯現某種冷眼相向，忽略它人類社會的革命性與其偉大的歷史地位。
對於依然膠著中的貿易戰，諸位也不會不聊。中美之間也曾有過共識，即通過加入WTO，中國獲得國際市場的准入，全面帶動自由經濟發展並惠及社會與國民並推動改革開放。而歐美也同時得到一個巨大的商品流通市場。這是相互獲益。所以如何對外兌現承諾，對內改革體制，適應某種有利於長久雙贏的結構性，似乎是未來一個有效的解扣途徑。此外，每次見面，法學家、北京大學衛.方.賀教授總有睿智與幽默再現。當提到今年有幾個重大歷史事件要紀念時，他說了句似乎不著邊的“該來的就會來”——是轉型還是倒退呢？
該來的也有不來的時候。約我前來的憲法學家、北大張.千.帆教授發來微信，說他上午有個講座，要推遲點。可最終還是來不成了！我相信那個講座一定很重要，不是憲法就是憲政。所以，到底張教授還是不“該來”，並值得理解與尊重。一個國家和一個人一樣，必須明確處於關鍵時刻的取捨。先生可以放棄聚餐為了學生，猶如國家應該選擇變革為了眾生。否則，“五四”運動都過百年了，我們還只能在歷史的“原生態”中做一個無足輕重的紀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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