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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典范苏东坡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自宋以后,人们之所以喜欢苏东坡的模样,那是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情,正气凛然的力量,以及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铮铮风骨。
四、以德报怨的君子度量
苏东坡才华横溢在宋朝无人出其右,他的命运的坎坷也算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生被流放多次,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时间较长的就有三次,一次是王安石所致,另两次是章惇所赐。
若论历史地位,王安石与苏东坡是同一级别的存在,他是一个失败的改革者,也是一个名垂史册的政治家。王安石天生是为政治而生的,能几十年隐忍,也能一朝喷薄而出,蛰伏时,平静如水;爆发时,惊天动地。王安石是职业的政治操盘手,他的政治嗅觉格外敏感,政治信念异常坚定,政治手段更是霹雳威猛,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069年,王安石以非凡的勇气,开始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深刻变革,这就是熙宁变法。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生最大的政治财富,它奠定了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地位。因为变法内容颇多争议,变法的结果也存在可以预知的风险,所以招致了老臣贤士一边倒的反对,王安石一不做二不休,将他们统统赶出朝廷。苏东坡也有些不识时务,屡屡上书皇帝,力陈变法危害,他也被皇帝下放到了杭州。
王安石可谓苏东坡人生路上的障碍与苦手。他听闻苏东坡在西子湖畔过得很潇洒,便以阻挠变法为由收拾他,于是苏东坡被贬谪黄州。而后,王安石及其党羽数次要置苏东坡于死地,好在神宗皇帝宅心仁厚,方保生命无虞。无奈政治的舞台风云变幻,你方唱罢我登场,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他也离开了宰相官邸,寓居南京,而苏东坡不久奉诏入京。他在返京路过南京时,不计前嫌,特意去看望王安石,王安石已经是一个疲惫颓唐的老人,苏东坡与他讨论诗歌和佛经多日,俨然久别重逢的知己,竟忘了他给自己带来的十几年人生的低谷与青春的迟暮。
章惇也是宋朝的一个牛人,由内而外,与众不同,他出身名门,长相俊朗,风度翩翩。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入仕以后,他很强势,作风雷厉风行,对政敌残酷无情。元佑八年(1093年),章惇拜相执政,他严刑峻法,控制言论,贬斥旧党,元祐时代反对变法的诸臣,统统被他赶到天南地北。苏东坡也未能幸免,先被流放到岭南三年,慢慢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后,又被投放到更偏远恶劣的海南儋州,历经了一生最灰暗的时光,几乎是九死一生。
说来不敢相信,章惇与苏东坡曾经是铁哥们,小时候他们经常泡在一起,从政的前期也彼此维护,惺惺相惜。他们两人偶尔也会结伴而行,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去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下面是万仞绝壁,章惇让苏东坡在绝壁上题字,苏东坡望而生畏,章惇淡定地抓住一根蔓藤,在绝壁上写下“苏轼章惇到此一游”。苏东坡惊魂未定,心里暗暗思忖:这家伙连自己的命都不在惜,他日必能杀人。苏东坡做梦都没想到,他的预言果然成真,更想不到的是,这个曾经的朋友,竟是自己一生最大的噩梦!
后来章惇也跌落政坛,被贬雷州,曾经无数个被他迫害过的人,无不斥其恶有恶报,只有苏东坡放下了恩怨。他对友人说,章子厚(即章惇)被流放雷州,我多少天都感到震惊和惋惜;章惇的儿子章援很担心苏东坡报复其父,苏东坡宽慰其说,“但已往者,更说何益?”在苏东坡眼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苏东坡不是常人,他的心里装不下是非,更不记仇恨。他曾经对人说,人生本来不容易,何必把仇恨放在心里,对过往耿耿于怀,那是无能的表现。他的心透亮得像黄州的山泉水,他的胸襟就像儋州的海域一般宽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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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君子抱负
苏东坡若是生活在当代,他绝对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把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思想,几乎升级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境界。
苏东坡做过很多地方的父母官,杭州是他主政最久的地方,在任上他为老百姓做了大量的实事,在杭州的城市记忆里,苏东坡无疑是前无古人,后少来着的存在。西湖的苏堤,柳树成荫,风景如画,那是杭州城市的名片,是苏东坡留给后人最美的回忆。这张名片是苏东坡在杭州太守任上兴修水利,规划城市留给杭州的文化遗产。苏东坡还着力治理钱塘江,疏浚大运河,极大地改善了杭州的交通状况。他的平民情结远远超越了当时士大夫的理解,他在杭州修建了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在因水灾引起严重饥荒时,他心如刀绞,寝食难安,不管别的州县如何隐瞒,也不顾朝廷政敌弹劾他谎报灾情,他多次上书朝廷赈济灾民,直至等到救灾物资发到了灾民的手里。他有一颗菩萨心肠,真的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猜想,如果苏东坡象王安石一样得到皇帝的鼎力支持,革除朝弊,摒弃党争,任人唯贤,合理征收农民税收,切实减轻农民不堪承受的负担,宋朝断不至于自王安石主政以后,贤能之士远离朝政,从善如流的朝廷从此鸦雀无声,整个国家积贫积弱,几十年光景便留下“靖康耻,犹未雪”的民族伤痛。
历史不容假设,尽管苏东坡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但缺乏滋养他情怀的土壤,最终,他只能选择独善其身。
事实上,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与简单质朴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苏东坡一生最自由、最轻松、最留恋的就是他被贬黄州那4年乡土生活。在那里,他过着自足自给,自由自在的日子,他在文章中写到:“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满足感与快乐感像稻谷蔬菜和果树桑蚕一般在他心中生长。
苏东坡在黄州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给了他亲近自然,欣赏江河的闲暇,引起了他精神上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他的写作上。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日,便是他写作激情如泉涌般迸发之时,这种状态下,他写下了四篇辉耀千古的不朽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的前、后《赤壁赋》,还有一篇是《记承天寺夜游》。文以载道,诗以传情,这些绝世妙文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表露无遗,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以享受的大自然的恩赐展现得淋漓尽致。人若从宇宙中发生的变化来看,又何必让自己在苦苦追寻的路上如此艰辛?宇宙之中,物各有主,把不属于自己的据为己有,何其累也!
苏东坡宽阔的胸怀,高雅的情趣,豁达从容的气度,大彻大悟的智慧,使他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飞黄腾达,还是穷途末路,都演绎出了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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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宠辱不惊
苏东坡在政治上属于大器晚成,与他学术上的少年得志,誉满朝野,形成极大的反差。苏东坡仕途最风光的时候是他年满49岁时,他由七品常州团练副使,在8个月之内就擢升为二品翰林院大学士,后来又分别担任过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等要职。苏东坡的时来运转,始于神宗驾崩,哲宗继位,那时的哲宗年仅九岁,由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却说北宋皇帝择偶着实眼力独到,皇后的整体水平令人称奇,终其一朝,除风流的徽宗和懦弱的钦宗外,历代皇后都聪明贤惠,识大体,明是非,辨忠奸。自汉唐以来,只有北宋的皇后们不为娘家人谋求官位,没有外戚之忧患,这确是宋朝的幸运。这种国运也惠及到了苏东坡,高太后对苏东坡极为欣赏,加之她一直对熙宁变法耿耿于怀,待其大权在握后,前朝老臣纷纷回京,苏东坡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的每一步升迁,都离不开高太后的信任与支持。
苏东坡永远不是一个好的党人,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过于孤高,非常人所及;也固执己见,不善妥协,树敌太多。苏东坡是个文人,既不会、也不爱玩政治游戏,尽管高太后对他无比的欣赏与信任,他并不以此为傲,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打击政敌,谋求职位。凭他与皇家的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有谋求宰相的野心,以他足够的聪明,他会轻而易举的拿到。但他不恃宠而骄,倘若如此,他就丧失了自己的本心。
苏东坡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不观言察色,左右逢源,也不唯唯诺诺,阿谀逢迎,他强烈的名士本色,成为朝廷的一股清流。他坦直无畏的言论,一往无前的行为,得罪了很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容不得苏东坡的主张,更不能接受他动了自己的奶酪,于是,弹劾他的奏章雪片似的飞向皇宫。苏东坡并不意外,因为每一次回京,对他的欢迎,都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聚蚊成雷,积羽成舟,寡不胜众也。”苏东坡虽不是认怂的主,但他并不想凭借自己的地位,依靠太后对自己的恩宠,与那些人短兵相接,针锋相对。那样,朝廷会闹得鸡犬不宁,定会辜负太后的厚望。
他选择了全身而退。元祐四年(1089年),苏东坡不想再接受太后的荫庇,再三恳请下,他离开了京都这一险恶是非之地。他想,哪怕日子难一点,也比处在被嫉妒、被诬陷的环境里强。从此,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回到过汴京。
在远离京城的日子,他并不感到落寞与失意,既然不以在位为荣,当然也就不以去职为辱。他从山水之间品悟“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成败皆付谈笑;他在荒芜之地寄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生并不孤单。
七、君子决不随波逐流
1069年的熙宁变法,是宋朝政治的分水岭。之前,政治清明,满朝能臣,举贤纳谏,言论兼听;而后,贤臣挂冠,佞臣滋生,同朝相杀,万马齐喑。熙宁变法也是苏东坡命运的转折点,他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作诗赋文,一件是反对变法,他跌宕起伏、进退沉浮的人生都与变法有关。
熙宁变法的前期,朝中的前贤大儒如司马光、欧阳修、韩琦、富弼、吕公著等因无力反对而去职离朝,苏东坡以政坛的新兵留守京城。他虽初出茅庐,但已是名满朝野,更是博得了神宗的青睐,若是按兵不动,审时度势,必定前途无量。憾乎苏东坡投机的态度与能力与其学问相比差得太远,他愣是“揭竿而起”,向王安石开战,并向神宗引经据典力陈变法之弊,这简直就是抽圣上的脸!神宗虽惜其才,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不识抬举的苏东坡就不出意外地被逐出了京城。
苏东坡在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得以大显身手,着力对朝中的积弊进行根治。他先把手术刀伸向“青苗法”,他认为这是熙宁变法中最恶的法,他举全力要废除“青苗法”,为农民减轻负担,让国家得以安定;然后,他力争“广开言路”,改变前朝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后,他又提议改革朝廷的考试制度,他还单枪匹马,只身独自向朝廷之腐败无能进军------不成想,此时的苏东坡虽年近知天命,却依然沉不住气,一如年轻时勇敢、任性与倔强,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苏东坡的情绪也带到了家庭,一天,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他在屋子里扪腹而行,他问家中的女人他那便便大腹中装的是什么,一人习惯说“一肚子学问”,一人说“一肚子墨水”,最后,聪明的侍妾朝云说:“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一语中的,苏东坡不知是忧是喜。
政治的事,永远没有苏东坡天真的想法那么简单。他的不合时宜,激起了政敌的恐惧与仇视,他们一如既往对苏东坡进行诬陷、诽谤、攻击,弹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尽管有高太后罩着,但终归不是他想过的日子。他对友人说,宁愿做“医卜执技之流,簿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任职。他还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万千”。很有道理,人若不能与蛆蝇为伍,只有躲避。于是,他结束了短暂的辉煌,延续着他习惯的“处江湖之远”的日子。
很多人都弄不明白,如苏东坡这等绝顶聪明的人,怎么那么容易被命运捉弄,其实,抛开所有的外部因素,真正决定了苏东坡命运的是他的性格。他的一首自嘲诗,是最好的注脚。“人家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寄望于后代,就预示着自己对“聪明”的痴心不改。如果苏东坡也能见风使舵、随波逐流,那怎能留下东坡居士的千秋美名?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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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君子成人之美
苏东坡一次对他弟弟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处世哲学里,没有以人为壑,只有成人之美。
有一次,一个由乡间赴京城赶考的书生,拿着一封伪造的署名苏东坡的推介信,不慎露馅,以涉嫌欺诈而被捕。苏东坡念其求学不易,赴京赶考机会难得,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微微一笑,吩咐书记员撕掉假信,重新写了一封介绍信,并写上自己的大名,交给那个诚惶诚恐的书生带去。书生既诧异,又感动,参加考试后果然高中,返道时,给苏东坡写了封感恩戴德的信。苏东坡对这种奇遇甚是高兴,还请书生在家住上了几天。
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帮过一个债务缠身惹上了官司的年轻人。年轻人家里开了家扇子店,因家父新亡,留了一些债务,时年天阴多雨,扇子卖不出去,到期的债无法偿还,被吃了官司。苏东坡知晓了详情后,对那个年轻人说:把你的扇子都拿过来,我替你卖。那人赶紧回家,把扇子都搬来了,苏东坡拿起笔,在扇子题上诗,写上草书,画上枯树岩石,一个钟头功夫,单调的扇子增添了诗情画意。苏东坡对年轻人说,拿去还账吧。年轻人喜出望外,想不到会有这么好的运气,抱着扇子跑出了官厅。在当时,苏东坡的诗画是市场珍品,无数人出高价收藏。当杭州城听说太守大人画扇子卖,很快就抢购一空,年轻人不但还了债务,还有大把的结余,真是喜从天降。
其实,类似的好事,苏东坡做过许多,他为歌姬写诗的故事,更是为人传诵。当年苏东坡离开黄州之际,其朋友备酒席为其饯行,席间一歌姬名曰李琪,美丽聪颖,冒昧请苏东坡为其作诗,苏东坡亦有兴致,欣然命笔:“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李琪不胜欢喜,像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曾为美女吟诗,如今素昧平生的才子苏东坡竟为自己题诗,并把自己喻为海棠,那是何等的荣幸。从此,李琪成了一只金凤凰,从黄州飞到了汴京,一时风光无二。
苏东坡也从成人之美中美了自己,美了诗歌,从宋以来,900多年不曾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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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新回到宋代,我们都会为苏东坡鸣不平,如他这般多才多艺,善良正直之人,怎么会命运多舛,屡遭贬降,忍辱负重?当我们真正读懂了苏东坡,其实他的内心并不像我们感觉的那么辛酸,他一生载歌载舞,把酒言欢,深得其乐,灾难来时,一笑置之。只因他的世界里满载的是山川风光之秀,月色朦胧之美,他的心中有诗词的豪迈,还有人性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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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文应龙,男,在广东东莞和深圳等地多所大型民办学校做过校长,广东政治名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