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曲 

近些年，我的心情一直不佳。尤其自去年遭此大的变故以来，一直处于愁烦郁结、难于排遣之中。我承认，我虽然不是一个十分豁达的人，但对于一些是是非非还是看得清、分的明，对某些重大事件也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可是对于老妻去世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始终不能让我释怀，一直深陷在困惑之中。

迷茫之余，我又在不断自省，反省自己累年以来的所作所为，诸如待人接物、孝亲善友、诚实笃信、踏实敬业、勤奋节俭等方面，都一一做了详尽的回忆，虽然还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从总局来看，确实未曾做过有违天地良心的事情。平生小心谨慎、处处兢兢业业、事事遵循父辈的“三思而后行”的淳淳教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古人有云“盖棺而论定”，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虽然现在还未“盖棺”，但我坚决而自信的认为，平生所为，绝没有什么越轨的事情。

古代哲人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作为庸碌之辈的我等，更应该“数”省其身，唯有如此，才能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误入歧途。因此人人都有自省的必要。或许，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即将到达生命的尽头，因此倍感生命的短暂和时光的紧促。但我还要实现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有生之年，将毕生经历和体验统统付诸笔端，让那些惨痛的教训洗亮后辈们的眼睛，涤荡他们纯洁的心灵。

从我记事时起，“地主”这顶帽子就高悬在全家人的头顶之上。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刚刚参加完新中国成立的盛典大会，第二年土地改革的浪潮就席卷整个农村大地。从此时开始，“地主阶级”这个头衔就主宰着我的一生。虽然当时我才刚刚九岁，但也感觉到这实在不是一个荣耀和光彩的称谓，因为时时处处都能看到别人投来鄙夷的目光。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我不知填过多少表格，每当填到“家庭成分”这一栏时，我都极不情愿的写上“地主”两个字。这两个字犹如千斤重担，时时刻刻压在我的心头，令人喘不过气来。在这两个字的阴影下生活，我言语谨慎、行为检点，唯唯诺诺，苟延残喘，即就如此，还时时告诫自己，唯恐不能与社会潮流合拍，而因此招来灭顶之灾。

我曾多次埋怨和责备过父亲，最不该“剥削乡里，欺压百姓”，自己受苦是“罪有应得”，最不该让家人和子女一起跟他受累。他无可奈何的告诉我，我爷爷去世早，是他和我奶奶孤儿寡母、苦打苦拼度过难关的，经济上在村中一直处于中等水平，直到日本投降后才慢慢有了起色。他说，过光景一要靠勤劳，二要巧安排，生活就像上台阶，一步踏不上，步步踏不上。常言说：“一年不竭，年年不缺”，拿现在的交通做个比喻，在这个十字路口若是遇上绿灯，那么下面的几个十字路口就将是一路畅通。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凭借家中仅有的积蓄，便趁着青黄不接的时机，干起了购买土地的“勾当”。他固执的认为“地是刮金板，人勤地不懒”。他把土地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因此谁家有要卖的土地，不论三分、五分、一亩、八分，他都来者不拒，尽购旗下，就在这个视地如命的思想指导下，临到解放前夕，连同原有土地在内，一共置办下二十四亩地产。他如愿以偿，在历史潮流的驱动下，终于帮他圆了一个作“地主”的美梦。

一九六零年，我高考未被录取，完全是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在我们同级被取消录取资格的七个同学中，有两位家庭是地主，一位是富农，一位有亲戚在缅甸经商，一位姓徐的同学，父亲曾在廖耀湘部下任职，辽沈战役后，看到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又对共产党不甚了解，便慨然解甲归田，隐居乡里，孰料却换来一个“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自己遭劫尚不足惜，只可叹该同学的理想和超常智慧均遭扼杀。他的聪明程度在历届毕业生中屈指可数，他的落榜使全校师生都喟叹不已。

面对现实，我只能听天由命。在生产队里，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但总是“五类分子”子女，照样的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样的口号，整天不绝于耳，因此，每天只能提心吊胆过日子，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苟且偷生。

在生产队里，拉架子车是最苦最累的活路，因此，这又成了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接受改造的必修课程。冬天要给麦田拉粪，农闲时平整土地，外派水利工地和治河工程，天天要和架子车打交道，这无疑又成了对我们进行体罚和折磨的专用工具。不信你细看，每天拉架子车的就是那么几个固定的人，家庭背景好的人谁肯天天去干这种累死人的活！他们有与干部抗衡的权利和胆量吗？

为了把自己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决定自学木工，因为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按照当时某些人的想法，恨不得让我一个人拉两辆架子车。队里不让外出拜师学艺，托词农活忙碌，劳力紧张，其主因一怕学有所成难以约束；二怕学有专长，个人获益。无奈之下，我只得勤学苦练，自己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两年，我已掌握了许多基本技巧，能够独立完成一些普通家具的制作，为队里修理农具，给乡亲们干些零活。在不断的实践中技能又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成了我们生产队几代以来第一位木匠。

从开始学艺一直到生产队解体这十七八年间，我每年总有五分之一的时间给队里干木工活，可是从没多挣过队里一个工分。不是活干的质量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干部们的阶级觉悟特别高，谁也不敢担负给我增加技术补贴的罪名，怕因为此事而引火烧身。甚至有人认为，我应该以此技能去完成赎罪的目的，无偿的为生产队和广大的贫下中农服务才是我和整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曾有几位掌权的领导人物侍官胁势，让我给他私人干活，既不付钱，又不记工，明知我既不敢索要，又对他无可奈何，就这样赤裸裸的践踏着别人的人格，自己还聒不知耻的抨击别人如何剥削他人，当时也有人忿忿不平，抱怨我过于怯懦，屈于权势，不敢据理力争，没有男子汉的铮铮铁骨。我何偿想不到其中利害，人家咳嗽一声，我们全家都会感冒的。家庭成员中除了妻子、子女以外，还有两位风烛残年、正在戴着“五类分子”帽子的双亲，仍然生活在人家的掌控之中。我明白，过去有灭门的知县，现在未必没有灭门的干部，尤其在那个荒唐年代，家破人亡的事件确实不乏其例。

一九七二年秋末，大队党支部委派我筹建综合修理厂，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使我既激动又害怕。激动的是我这个从不被人看在眼里的小人物却被大队看中并委以重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一时间使我受宠若惊，就像一个久居黑暗中的囚犯，一下子来到阳光明媚的世界，解脱了枷锁，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般，当时那种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在激动喜悦的同时，担忧和惶恐与之俱来。既担心自己知识和技能浅薄，缺乏维修常识，又没有管理经验，唯恐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辜负了党组织和全大队几千口群众的期望和信任，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一直伴随着我走过了五六个春秋，顽强的坚持到离开综合厂的那一天。

搞机械修理，对于我这样一个外行人来说，万事都得从头开始。没有经验、没有师傅，全得靠自己打拼。幸好书店能买到各方面的书籍，因此，我便白天上班干活，晚上一直读书到深夜，贪婪地想把所有书籍吞下肚去，尽快的转化成技能。我仿佛又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学生时代，然而不同的是当年在学校里为自己的前程而学，现在冠冕的说法是为革命事业而学，自私的说法是为自己谋生、为混饱肚子而学。

在大队综合厂劳动的几年中，虽然材料缺乏，设备简陋，但是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先后试制成功了玉米脱粒机、电夯、蓄力化肥施肥机、棉花中耕除草器等，有力的配合了各个时期的农业机械化运动，因此受到了大队和广大社员们的好评，使大队综合厂在民众心中树立了很好的形象。我个人处处以身作则，事事带头苦干，上班早、下班迟，总想干出些好成绩，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党和组织对我的破格信任，同时以此博得大队干部们的好感，以减轻老母亲政治上的压力。

文革中期，左倾思潮日盛一日，政治风向，瞬息万变，谁也把不准时代的脉搏，今天主持批斗会的领导人物，保不准明天就会变成被批斗的对象。各造反派之间互相攻击，明争暗斗，都各自宣称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卫士，但又有谁能为他们分个青红皂白。在农村，白天三晌活，早晚加两班，毛主席语录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社员们白天黑夜连轴转，整天搞得晕头转向。此时的“五类分子”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除了劳动学习之外，还另有一种活动，就是游街示众。头上戴高帽，胸前挂木牌，列成一队，走村串巷，以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除此而外，每天晚上去大队三个小时的例会，却仍是雷打不散的规定，所有戴帽子的人员都得参加，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大雨倾盆，仍是照开不误，除非是卧病在床，否则，任何人不能幸免。

我家离大队部二里多路，虽然相距不远，但中间要翻越一段铁路，铁路路基比地面高出两米多，由于是平交道口，无人看管，行人通过，必须注意过往车辆。况且路基上石子滚动，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即就是大白天，横穿铁路，跌破腿脚的也为数不少。父亲在世时，和我母亲相扶相伴，也曾走过了两年这段艰难的路程，但自父亲去世后，他虽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得到了解脱，但留下我母亲孤单的一个人，还得继续去走那未走完的路。每逢大队召开例会，为了怕母亲发生意外，我把她送过铁路，然后回到家里，参加小队的学习会，等小队会完以后，再到铁路南边，蹲在路边，静等大队散会，待接上母亲后，扶她过了铁路一直到家。来到家门口，放上一把火，让母亲在火上跨越几回，一则驱赶寒气，二则夜深归来也好避邪，以免将秽气带进家里。

政府一再告诫我们阶级敌人的子女要和父辈们划清界线，到底应该如何划清、怎样做才能划清？我认为父辈们过去的行径我们无法左右，但是，现在的行为我们可以监督，最大程度的不和他们“同流合污”，阻止他们去做坏事，但我看到父母都是六十开外的人，平生只和土地、庄稼打交道，没有别的能耐，整天规规矩矩，唯恐不能自保，哪里还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即就是给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去干那违反政策的事。纵然他铁定了心肠，敢于以身试法，也绝不会不去顾及全家人的命运及安全。再退一步想，划清界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并不是和父母分居或是折磨肉体就能办到的事情，况且这些所有的作法我都办不到，我不忍心，也下不了手。我要侍奉好父母，帮助他（她）们改造思想，转变观念，与社会同步，与政策同行。这些就是我唯一能够办到的事。

自从进入大队综合厂以后，别的不论，单就我母亲的开会问题有了明显的变化。因为综合厂和大队部就同在一个院子里，和干部们接触的机会就相应的多了一些，同时，我对大队的指示无条件执行，对所分配的各项任务毫不保留的加倍完成，以突出的表现去博取干部们的信任。我相信，社会上所有的领导都特别青睐那些最听指挥的下属。所以，我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报答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二是为了让领导们对我母亲高抬贵手，让老母亲少受些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这是我作为儿女唯一能办到的事情。从那时起，每逢广播上通知“五类分子”开会，我就去告假，向干部们说明母亲有病，行动不便。他们也就网开一面，免去了母亲来回奔波，我也有幸摆脱了接送之苦，总算为老人尽了点绵薄之力。

正当综合厂的发展蒸蒸日上之时，我突然被新上任的厂长挤出了综合厂。此时，由于前两台电夯的加工成功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又在图纸设计和工艺上进行多处更新和改造，所以加工起来特别得心应手。另外当时社会上对电夯的需求量很大，生产厂家又少，市场供应量明显不足，有时建筑工程队先交预付款排队，要等一年后才能提货。针对如此市场良机，我们决定增加设备，批量生产，既能满足市场需求，也可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可是由于临阵换人，使得这个美好的愿望倾刻化为泡影，很多明眼人当时都感到非常遗憾，这种市场上难逢的机缘，不是年年都会遇到的，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位新领导是一位专搞政治的能手，在我们小队任过几年队长，落马后大队给了一个下台的梯子，改任综合厂厂长。在任小队长期间就对我怀有成见，认为大队不该让我这个阶级敌人家庭出身的人去大队干活。他是一队之长，管理不着心里发痒。但是我去大队在先，他上任在后，鞭长莫及，总觉得是个缺憾。他曾发下狠话，“大队的干部都一年一换，就不信扳不倒他------”其实我没有什么能耐，也没有靠山，只是因为每一任干部都喜欢的是踏实肯干能出成果的人。大队干部的更换是政治需要，是派别之争，与我这个只知埋头干活的人没有任何关系，对他们是有利无害，又何必多此一举。而这位小队长，如今大权在握，对我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他施展了他过去实践过的种种伎俩，百般挑剔，处处设卡，全盘否定了我们原定的发展计划，另立炉灶。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搬出了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作为他的行动纲领“只有彻底打烂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可惜他搞政治有余，抓经济不足，在技术上更是门外汉，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什么标新立异的项目来。五六个人整天围着两个铁匠炉子转，靠修理加工农具，砸砧子挣钱。眼睁睁看着将一个生命力旺盛，很有发展潜力的综合厂给断送了，让我这个艰难创业的人心里实在感到酸楚！

从综合厂出来以后，我被派到大队建筑队，主要负责领导木工工作，兼理制图和识图，实际上是专和甲方沟通联系、协商施工事宜。一年之内，曾经转战几个工地。此时一个消息传来：综合厂解散了，这使我痛心不已。我曾预料到，像他们这样的经营方式，虽然不会有什么发展，但决不会这么寿命短暂，即就是经营不善，全大队养活几个闲人还是绰绰有余的，不然大队干部怎么专会重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学无术、以整人为专职的人呢？我借回家之机，路过综合厂旧址，只见大门紧锁，凭窗望去，里面混乱不堪，笨重的东西凌乱的摆放着，听说能拿动的东西都被人拿走了。我年复一年、零零碎碎、一件一件购回的工具和零件，现在都不知散落何处？可叹我的一番苦心终于付诸东流。想当初，一个在全县都名噪一时的村办企业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烟消云散了！真正应验了古人曾说过的“创业难、守业更难”的至理名言。

如今的这个建筑队，是在原来的大队建筑队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只是在领导人事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领导们意欲通过这次改组和整顿，使建筑队重获新生，在全县建筑领域这桌盛宴上能够分得一杯羹，并彻底消除建筑队在过去几年中给各施工单位留下的不良印象。

随着城乡建设的迅猛发展，各地的建筑工程队应运而生。大队为了壮大集体经济，便将各小队的散兵游勇统统收编，认为摊子越大人员越多越有实力。因此便不分档次，来者不拒，结果后来便造成了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技能水平相差甚远。同时，派系斗争，相当严重，一队一派，甚至派中有派，相互勾心斗角，为了干活和评定工分，常常吵得不可开交，说谁谁不服，有理说不清，在内政管理上一塌糊涂。另外，由于领导知识层次不高，外交水平有限，对某些事情的看法有失偏颇，所以曾有几次和数家施工单位闹得水火不容，甚至差点对薄公堂。曾一度有人宣称全县文卫系统再不和我们大队建筑队打交道，并扬言要逐出县城建筑市场。

我明白，一块烫手的山芋，决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大队把我调出来，是为了给那个新上任的厂长让路，给我安排这个职务只是权宜之计，搞相对平衡，假若当初我能够认清形势，知难而退的话，既可保全自己的名节，也可使大队领导获得一个仁至义尽的美誉，表明他们没有辜负我对大队作出过的贡献。可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有气馁，没有退却，勇敢的挑起担子，去接受新的考验。我最怕未曾出师，先落下一个怯战的骂名。

后来事实证明，我当时的决定是极端错误的。那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只是一种虚无飘渺的美好愿望，它在这个严酷的现实环境中竟变得如此苍白无力。我过于乐观的估计了形势，而且低估了某些人的能量，以致我拼命挣扎未满一年便惨遭失败，落荒而逃。

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那些已经卸任的干部人虽不在，原来的势力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一位卸任领导和我曾有过交往，过去曾央求我给他们帮过不少忙，画过设计图，搞过预算，也曾多次撺掇我离开综合厂，去建筑队给他帮忙。他说建筑队正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可是如今，我真的来到建筑队，他却与我反目成仇，把我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原因就是因为我占据了他的位置，使他失去了手中的大权。其实他应该明白，不是我有意夺他的权，这是大队的重新安排。他把这个权力看的很重要，认为那是荣誉，是荣耀的象征。可是我却认为那是一个虚名，是累赘和烦恼。在我不到一年的实践中，我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当别人吃罢饭休息的时候，我要去和甲方联系各项事宜；当别人已经进入梦乡以后；我还要全面思考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每当大伙上工后，既要检查工程质量，又要处处留意安全隐患，最担心因一时的疏忽大意，而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即就是这么每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领导和其他社员一样都是为了获取生产队的十分工，和其他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对于某些爱装面子的人来说，只能在陌生人面前摆谱，多了些个人表现的机会罢了。

从综合厂到建筑队，我都觉得自己在工作中特别卖力，在具体业务上，我可以攻克难关，遇到不懂的事情，就去请教别人、找书本、查资料，夜以继日，直到弄明白方肯罢休。在建筑队时，有次给某单位修一座半工字型办公室，甲方不提供图纸，由乙方设计，甲方审定好以后方能施工。另外，要求门窗均为新式的玻璃门窗，屋顶采用四面淌水的仿古式，有些类似庙宇的重檐装置。这种土洋结合的结构，建筑队从组建以来从未干过。但是不能畏难而退，这样会被人小觑了建筑队的技术力量。为此我查看了古建筑的结构，连续画了四张图，几经修改和完善，和甲方达成了一致，通过大伙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一座风格别致的建筑物终于矗立在众人面前。

虽然，我在技术方面没有失败过，但在人际关系和人事的管理上均不那么得心应手。我知道，按照当时的政治动向和民间风气，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成员，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在生产队连个小小的记工员都无权担任，只能干些又脏又累、贫下中农不愿干的活。受到时代色彩的影响，社员们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烈，动不动就开批斗会，好像一天不斗争，阶级敌人就会翻了天。因此，当大队决定由我主持筹建综合厂时，就曾有人怀疑大队书记和我家有亲戚关系；也有人批评书记阶级观念模糊；更有激进者断言，我会把综合厂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后来，随着综合厂不断发展，这种流言才慢慢收敛。但这种思潮的影响根深蒂固，不是一时三刻就能散尽的。即就在综合厂年年有新产品问世，成绩斐然的情况下，综合厂内仍有口中不说心中不服的人，认为我没有资格管理这个综合厂，应该由根正苗红的人来担当这个重任。对于这种情况，我也只有一笑置之，明知自己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环境，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将悲苦深埋在心底，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建筑队里，通过自己尽心尽力的操持，使建筑队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凡是干过活的单位，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在这里我曾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可是仍然改变不了一些人对我的偏见。在县法院的建房过程中就曾经发生过一次令人心寒的事情。

我在任期间，共给该单位建过三幢房。当第一幢完工后，因对方资金不足，工程搁浅，建筑队转到了别的工地。隔不多久，当第二幢房即将开工之时，县法院领导派人四处打听我的行踪，当找到新工地后，该人捎来口讯，说法院领导找我商谈开工事宜，并顺便做个材料预算。谁知来人刚刚转身还未走远，就有人指桑骂槐的恶言挑衅：“咋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却偏偏被法院看中了。这些国家干部也真是阶级路线不清，连咱贫下中农看都不看一眼-------”面对如此泼妇骂街的场景，我该如何应付？“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思忖良久，我强压心头火，选择了隐忍和沉默。屈辱的泪水只能暗暗流进自己的心田。这就是辛苦换来的回报。

我历来就自知自家成份高，出身不好，这是最致命的缺陷。所以说话做事处处小心谨慎，最怕触犯了政策，伤了别人的感情。不论在任何场合都不敢以领导者自居，对业务不精、技术不熟练的同行，从来不敢轻慢和指责，尽量做到以理服人，以德服人。可是通过我毕生以来的感受和体会，我深刻的感到，世界上深明大义、知恩图报的人固然不少，但是以怨报德，浑浑噩噩、见利忘义、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也确实太多，这些人，把别人对他的一再忍让认为是软弱可欺，把别人的宽宏大度视为愚昧无知。我过去也曾错误的认为，只有委屈才能求全，可是实践证明，一味的委屈，未必能够求全，说不定还会带来更大的委屈。

我是个凡夫俗子，终身一事无成。我没有东坡先生潦倒时“西北望，射天狼”那样的豪情壮志（宋·苏轼·《密州出猎》），也没有诗仙太白被排斥后“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那种渴望能报效国家的殷切期望，，只能默默无闻的给社会做个点缀，给他人做个陪衬。

纵观我的一生，可以用一句话做个总结：家庭成份铸就了我一生的人生轨迹。正像楚汉相争，垓下一战中西楚霸王自刎时说过的一句话：“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