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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翠萍：冯老师，您好！自1982年秋天执笔，至今您已走过36年的创作历程，取得十二部长篇、数百个短篇、七八百万字的丰硕成果。在小说世界里，您往往书写小世界中的小人物，为什么您从来不写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或大家族的兴衰存亡？
冯积岐：因为我就是个小人物。我出生在农村，没有经历过大家族的兴衰，没有做过英雄豪杰，更不认识王侯将相。我首先要写我体验到、感受到、领悟到的世界，而我感受最深的是底层小人物的生活，他们生存的艰难困苦是我熟悉的。
我认为，小说家有经验性创作和超验性写作。而经验是基础，张爱玲在上海生活，在香港读书，都市是她的人生体验，这个我就学不来，也不会写。我写小人物的生活，写我经历的、见到的和心理感受到的各个方面。
汪翠萍：您立足于您的“松陵村”，更多呈现小人物的创伤性经验，这是否是您直面现实的切入点？
冯积岐：乡土世界，有纯美的田园风景，有安乐的农民生活。但是，除了美和善，还有普遍的、人类对于运命的挣扎。正如沈从文撰写《边城》，描述农民正直诚实等美好品质，但是作者并不仅仅为了歌颂，还有引导读者理性地思考人生。
在我笔下，松陵村里的人普遍具有缺陷，无论是身体的缺陷还是性格的缺陷。比如，在短篇小说《故乡来了一位陌生人》中，父亲和村子里的一些人都患上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一个陌生人问去松陵村怎么走。先后问了几个人，张三是个聋子也是个瞎子，李四是个痴呆，王五是个疯子。陌生人是省城里来的蹲点干部，他走的时候，松陵村开了欢送会，许多患病的庄稼人都来欢送。陌生人说，要找到治病的方法，人是让病打不倒的。可是，人真的让病打不倒吗？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张三、李四或王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有病，因为人都具有缺陷。我就是要借松陵村这个舞台和窗口，来反映普遍人性的缺陷，来引起人的反思，对人存在的反思，对文化的反思，以及对人性的反思。
一个好的作家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其真实的生活呈现给读者。我所说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的那种呈现，而是作家将生活升华为艺术的那种真实。
汪翠萍：这让我想到贝克特，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坐以待毙的残废者和浑浑噩噩的糊涂虫。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有一句颁奖词“使现代人从精神贫困中得到振奋”。我想，从无意义中发现意义，从卑微的小人物中发现人类普遍存在的困境，促使人从怀疑走向思考，进而走向人的自觉，这是您作品与贝克特作品共有的美妙之处。
冯积岐：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就读卡夫卡，读博尔赫斯，读纳博科夫，读卡尔维诺，读贝克特。贝克特的作品太艰涩，不太符合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比如《等待戈多》中的两个流浪汉喋喋不休地对话，重复着脱靴子、戴帽子的无聊动作，情节并非曲折动人，人物动作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人物语言荒诞不经。但是贝克特有理性的自觉，在讽刺、挖苦、丑化的荒诞表达中蕴含着深刻的悲哀。这部作品不仅有理性，还有智慧，“希望迟迟不来，苦死了等的人”就是灵光乍现，一篇作品就需要有那么一两句智慧的句子。无论是贝克特、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他们都深谙现代主义的精神。
汪翠萍：您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现代主义手法，很多读者注意到您作品中的现代主义。
冯积岐：我所说的现代主义，不是说把绿茶换成咖啡，把汉服换成西装，把四合院子换成摩天楼。
我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表现手法，也是一种创造精神。这是对我们中国的作家评论家所理解的反叛，是文学对人性复杂性、扭曲性的充分关怀，是对人的精神世界探讨上的广度和深度的延伸，是对文学本体论的坚守和拓展，包括作品的层次结构、时间空间、叙述技巧等的扩展。我所说的现代主义就是这种精神。
汪翠萍：所以，您力图打破线性时间、平面空间、典型人物、全知全能视角等传统的、写实的手法，而用异化、变形、荒诞、悖谬等不断变换的陌生化手法来反思现实。反思精神是您所追求的。
冯积岐：获诺奖的墨西哥作家帕斯说过：现实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他的话我认同。现代主义的本质也是批判的，只是批判的着力点不一样罢了。因此，这既是我写作的切入点，也是我对现实的理解。我说过，作家有什么体验就写什么。再说，我写作的背靠点就在我笔下的松陵村。沈从文有他的湘西世界，莫言有他的高密故乡，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我有我的松陵村，一个立足于乡土经验而虚构的地方。
至于现代主义手法，西方有很多这样的作品。毕加索的巨幅油画《格尔尼卡》结合具象的手法与立体的手法，用并列的空间来表现痛苦、受难和兽性。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打破阳界、阴界和时空，运用意识流、梦幻、暗示和隐喻等手法，作品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缕鬼气、怨气、冤气和神秘色彩。
在我的作品中，比方说我的《去年今日》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探索。在同一空间，故事内容看似不变，其实，第一句话是说今年，第二句话虽然连贯着，却说的是去年，这就是有难度的小说。比如，人物太典型，完全好，或者完全坏，都很虚假，太单一了。而我《村子》中的人物田广荣作为松陵村的“不倒翁”，他一方面维护着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损害着农民的利益，他身上具有人性的各个方面，我认为这就更为真实些。比如《玩蛇的女孩》中，小女孩从三岁起就和毒蛇住在一起，她身上已经百毒不侵，当石头拿着扫帚棍儿跟在女孩身后，女孩返过身来在石头手腕上咬了一口，石头叫了一声回到家就死了。残雪在作品中也写过一个带毒的男孩。其实，女孩、男孩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在有毒的环境中，人本身也会带毒。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来看，玩蛇的女孩是令人悲痛的。
汪翠萍：如此看来，您的作品不是被读，而应该是被重读的。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也会出自痛苦，出自追求更艰辛而不是便捷的快乐所带来的痛苦。文学经典让人重读，可能第一遍让人不悦，但是可能第二次阅读就是精彩的文学体验。现在想来，吹唢呐的王二突然失明，乡村女机关干部高艳死后变成一只狗，种种荒诞不经的情节背后是您对现实的敏锐直觉和反思批判。您是用荒诞的眼睛来看荒诞的世界。
冯积岐：西方的荒诞可以被借鉴，但是无法被模仿。例如，卡夫卡作品中的荒诞跟他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而那种荒诞我们无法体验到。事实上，荒诞看似滑稽，实则在不合情理的言语、行为、情节中，表现出对真理、价值、意义等的坚持，进而把人生的苦悲与世事的艰辛毫不隐讳地揭示给人看，以唤醒他们在绝境中挣扎与拼搏的勇气。一个好的写作者要有能力窥视到生活背后的生活，敢于揭露权力和金钱带来的荒诞故事，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不安的灵魂。
汪翠萍：所以，您在作品中较多地呈现了人性的缺陷。不管松陵村的小人物社会性如何，他们不再是具象个体，而是普遍人性的象征。您的艺术手法不断创新，但立足现实的批判精神一直存在。西方现代作家往往在批判之后渴望被拯救，例如，艾略特在《荒原》中流露出对宗教的呼唤，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为人类建立起记忆的神话，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思考存在的意义，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有对戈多明天准来的期待。那么，您在表达存在的困惑之后，对人的价值方式有怎样的探寻呢？您有怎样的新作发表呢？
冯积岐：翻开西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品，你会看到书中到处都在猛烈抨击社会的浊流，在恐惧、焦虑、绝望的背后，到处洋溢着揭露黑暗的激情。而这种激情恰恰来自于对光明的向往与自信。鲁迅说，亮出伤疤，是为了治疗。我在创作中指出人性缺陷，是渴望得到纠正，渴望走向人性的完善，渴望理想主义的实现。
在走向纯洁和美好的路上，我们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比如传统的伦理文化不可丢弃，我在《村子》中写到生死文化，《漩涡》中写到族谱文化，很多文化的精华部分是需要我们汲取的。人还需要有爱和宽容，在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爱和宽容超越了世界的悲惨，这是很令人感动的。
我明年即将出版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一本我阅读外国文学的读书笔记。
汪翠萍：我想经验、理性与智慧也是您小说中蕴藏的宝贵财富。我们因您而被激发的思考已经发生，因您而有的阅读愉悦仍会继续。
期待您的新作早日面世。我尤其期待阅读您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读书笔记，因为通过调查一个作家的阅读范围，从中寻找影响其创作的因素，以便更准确地把握其作品的内涵，是文学研究中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方法。您是一个有着深厚知识背景的小说家，了解您阅读、借阅或收藏的书籍，看待您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态度，论述这些作品对您创作的影响，这一切对探秘您的小说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
卡夫卡说：“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卡夫卡通过创作，捏到了生命的痛处，震撼了现代人的心灵。我想您也力图如此。期待您被世人认可，更被世人理解。
冯积岐：我认为，好的小说里能看见未来，作家也能够面对未来，为抵达未来而努力，这是需要作家拿出的勇气。因为，未来和当下有时候并不在一条道上跑。
我记得，《文艺研究》杂志的主编方宁先生给我说过：如果说，你的小说和当下的评论家、当下的读者的认知水平落下了很大的距离，你不被看好，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你的小说超越了评论家和当下读者的认知水平，同样，不被正视，不被看好，这也是很正常的。关键在于，自己要掂量自己是前者还是后者。方宁的话对我深有启示：面对未来，就是要面对孤独，面对被筛出中心，面对一种承担。
冯积岐，1983年开始在《延河》杂志发表小说，在《当代》《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9O篇（部），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及各种优秀年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村子》《逃离》等14部。作品曾多次获奖。曾担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创作组组长，陕西省作协副主席。现居西安。
汪翠萍，90后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