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生存：颠踬不灭的农民梦想
——读冯积岐长篇小说《渭河史》
作者:李星
《渭河史》是著名作家冯积岐历时三年、修改十多次、新近推出的在百年社会历史背景下聚集于农村、农民、土地问题的一部厚重而有力度的长篇小说杰作。比之于十年前影响广泛的乡村现实题材长篇《村子》和更早一些的在文坛奠定地位的他的长篇《沉默的季节》，这部小说的故事和人物由一个村子扩展到渭河两岸的关中平原西部，在情节叙述上采取的是网状结构方式，以渭河南岸古城村的大户族长田方伯和渭河北岸的大户族长罗天龙两个家族为其纲；以秦西地区眉邬县百年之中的社会、政治、自然灾害史为背景，以田、罗、段、黄等乡村家族的后代的人生轨迹为网目，以不无悲怜的笔触，抒写了百年中国几代农民的生存命运史，人生奋斗史，苦难心灵史。既有如《诗经·沔水》中所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的旷达与慰藉，又有其“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的忧患意识，还有“朋友兄弟，莫肯急乱，谁无父母！”的感怀与忧伤。
小说开始，颇具戏剧性的两村为抢滩地而展开的械斗场面，让人想到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护堤，故事突显的却不是地主与农民阶级的斗争，而是以土地为基本生存条件的乡村传统生活信念和村社、家族在共同利益之下所产生的强大凝聚力。村仇虽然可以尽量避免以死亡的默契来平衡，但是，在村仇背后的族规和族长、乡绅的面子、威严却一定要在杀子、灭亲的残忍中维护，并且只有如此的豪侠仗义和冷酷无情，乡村的社会伦理秩序才能得以延续。但是，田方伯、罗天龙等人所不能预料的是，这种残酷的礼教秩序，在维护和产生着威信和道德圣贤的同时，却也产生着自己的叛徒和逆子。死里逃生的田河田的投身革命，被逼疯的罗玲走向一个注定是农村社会新未来的世界，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必然。这是冯积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面性严肃思考得出的结论。
小说中发家致富的大户和地主，固然有段五魁这样劫财害命、勾结土匪敛财发家的恶人，更有田方伯、罗天龙这样勤劳节俭、集腋成裘、在土地连片成为乡村望族之后，却仍旧积德行善的庄稼把式和工匠能手。然而，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走向了自己富裕理想的反面。段五魁恶有恶报，不得善终，一个儿子成为占山为王的土匪（其队伍最终被共产党收编），一个儿子因吸食鸦片而败家；田方伯、罗天龙这样的地主理所当然的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的对象。而令他们纠结不已的正是自己一生的奋斗结果，包括土地、房产、农具等家产却在一夜之间属于昔日的懒汉二流子了，如段五魁的大儿子段志贤这样的坐吃山空的破落户就是受益者之一。作者虽然给了田方伯、罗天龙一定的同情，但却同时充分肯定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变革的公平与正义，如打土豪、分田地这样的人民革命运动。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或许也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悖论，但如田方伯的失意，罗天龙的被冤狱和最终被处决，却只是历史车轮前进巨大光明之下的阴影。田方伯家的长工头儿张宗奇的终于有家可归，回到故土渭南；罗天龙家的长工头儿李春绪之所以有房有地，有妻有子，更是显示着土地革命的伟大成果。而雇农李春绪成家立业之后对合作化运动的抗拒，所继承的正是作为农民的田方伯、罗天龙他们个人发家致富的土地信念和小康理想。经历了公社化和“文革”的李春绪，在历史新时期，紧抓着自己责任田里的泥土和麦苗跪死的情节，展示的正是老一代农民的精神梦想，是改革开放后依然活着的农民精神之光。它说明，剥夺农民耕种自己土地权力的一系列所谓的“一大二公”的土地所有制的变更，是违背农业生产规律和传统农民的情感的，而正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土地经营权的回归，是得人心的，从而重新点燃了广大农民的新梦想。
与上半部分以田、罗、段等老一代或成功或失败的土地梦想和对土地制度的质疑不同，小说下半部分以他们的儿孙辈为主角的土地和乡村梦想，则表现着冯积岐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认同和对它的方向和未来的思考与关注。先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引起了段志贤这些长期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再是计生费、税收、提留款所带来的乡村干部与广大农民的情感对立；再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农村精壮劳力的流失，土地在农民收入中比重下降，农民投入与收入倒挂引起的弃耕，和乡村的空心化，以及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道德的滑坡，人与人关系的冷漠。而在锣村和古城村，行政权力已经逐步渡让给李春绪的儿子李黑兔和田方伯的孙子田永平。尽管他们都有才干，人品出众，但却都在推动乡村事业中步履维艰，内外交困，要求辞职。时代总是前进的，在国家税收的善政中，他们终于走出了困境，并在被称为“第三次土改”的“农村土地确权”的改革中，看到了农村、农业、农民的希望，并找到了“公司制”应对劳力外流，发展乡村公益服务事业的形式。尽管，这只是开始；尽管，未免有失败，但却如报春的燕子，预示着中国农村、农业的光明前途。
冯积岐是秦西土地土生土长的作家，并有着长期的普通农民和农村工作的经历。“文革”结束以来，他曾在生产大队和乡政府工作过，前几年，又兼任中共凤翔县委副书记。这种生活和情感经历，使他对渭河两岸农村的历史和现实烂熟于心，它既了解百年来这块土地上几代农民的心理、情感、愿望和生命轨迹、精神脉络；又了解这里的一个个姓氏、家族的兴旺和衰落，以及几代前辈的成功和失败，奋斗和牺牲。因此，小说虽然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中心，但涉及到的家族和人物，性格和命运却十分丰富、生动。加之冯积岐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的功力，他十分娴熟的把自己的体验溶入了作品之中。如段五魁曾经的恶与不幸的下场，他的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人生命运；如罗天龙在土改中被冤入狱，却又因被逼越狱而最终被枪毙的真相，他的两个女儿罗玲、罗锣和孙女罗水月因爱情出走，或死于德国法西斯之手，或成为土匪夫人，后又英勇牺牲与扶眉战役，成为烈士；段五魁的女儿段志梅暗恋他人虽深，却遭伤兵强奸，自杀未遂，孤寂而悲伤的度过了青春，最终被地主的儿子误杀；曾经在狼口救出田方伯的外来户黄福胜和他的两个儿子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悲喜交加，曾任国民党少校军官的二儿子黄生辉曲折复杂、跌宕起伏的漫长人生，让人在感叹唏嘘的同时，得到更深刻的人生启示：人的命运是时代造成的？性格造成的？抑或有不可破译的密码。至于不顾村仇、冒死救出罗玲并一见钟情的田方伯的大儿子田河田，在被父亲打入渭河中遇救后的革命生涯不无传奇色彩。作者对渭河两岸关中平原上男女情欲、阴差阳错的婚姻家庭内幕的展示，更使渭河两岸的人和土地洋溢着饱满而蓬勃的生命气息，激荡着人性光辉和世俗生活的多姿多彩。
一切可以称之为艺术的文学创造，它的生命力量都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渭河史》也不例外。小说中的秦西即现在宝鸡地区，既是以仁爱、礼仪兴盛的周王朝的发祥地，秦、汉、三国、隋、唐等朝代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迹。它又是中华农业文明的创始人后稷教农认穑的地方，西北农业大学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在此建校，这里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现代农业科技领先全国。因此，在《渭河史》中作者也涉及了由德国人参与的林业科学研究和实验活动，现代科技早在这里萌芽。在田方伯、罗天龙、罗玲、黄生辉甚至李黑兔、田永平等人物身上，都积淀和流动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和血脉。这正是这块土地长期培育的结果。如罗天龙与养女袁圆始终不为情欲所乱的父女关系，如田方伯和罗天龙在大灾之年，心怀慈悲，倾其家产，对灾民的救治，如李春绪的知恩图报，黄生辉在自身不幸中仍然不忘免费为乡民治病，甚至对整自己的人宽容相待的达观人生……这一切，都堪称乡土文化与传统人格精神的奇迹。冯积岐在自己以往的作品中，常常对于人性的恶和装饰恶的道德伦理投以轻蔑和不屑，而在《渭河史》中，却对乡土文明、传统美德情有独钟，饱涵温情，让笔者有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说，《渭河史》是一部有史诗品质的长篇小说，它的问世，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李星，中国当代知名评论家，现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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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渭河，黄河最宽广、最忠诚的支流，养育了两岸的人民，谱写了动天地、泣鬼神的诸般故事。眉坞县，一条河流隔开两座村庄，几段绵延不绝的家族故事，八百里有始无终的浩然秦腔，这一切犹如盘桓于中原大地的滔滔渭河，一段故事被叙述慢慢拉伸开出，拉了一百年那么长——田方伯、罗天龙、段五魁……渭河南岸北岭的庄稼人，一生为土地而奋争，最终为土地所掩埋，这是所有中国农民的悲喜剧。渭河争滩、兄弟相煎、孝亲落草、连旱饥馑、王旗变幻、家仇国恨……乱世图景上遗落的墨汁点儿大的眉坞百姓，只想保持一方宁静，在宁静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生儿育女。他们以为，守住了土地就等于守住了宁静的生活；他们以为，宁静像日头一样挂在蔚蓝的天空，当风起云涌的时候，他们依旧不愿放弃自己对于土地美好的愿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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