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分量》连载 55

 第四章 秦人崛起

十九、裂变7--12

● 刘畅、刘松林  著

7、一个关于公平正义的故事

一石激起千层浪。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颁布了变法令。变法的核心是取消贵族特权，一是废除井田制，实行国家授田，鼓励民众开垦荒地；二是奖励军功，所有人无论出身贵贱，按杀敌人数、军功大小授爵授田；三是重农抑商，发展生产。

这一系列的变革在秦国掀起了一阵阵风暴。

首先是王公贵族有意见。祖宗的荣耀没有了，天生的特权没有了，以后要与奴隶、平民一起杀敌立功，才能封官晋爵、出人头地，这让习惯于世袭特权的贵族子弟怎么能够接受？一下子使他们从天堂跌入到地狱，既得利益一下子烟消云散，这让他们怎么能够接受得了？

其次是民众不习惯了，秦国地处偏僻，民风剽悍，做事直接，私斗成风，为了一点利益，就聚众斗殴，一言不合就×××，酣畅淋漓，痛快豪气。但是，社会凝聚力低，社会治安状况差，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同时影响政府的号召力。新法规定，严惩私斗，鼓励从军为国而战。民众感到很不适应，憋在心里的话不能大声说，憋在心里的气不能肆意释放，憋在心里的劲不能尽情发泄，难受啊！所以就对新法有了意见，甚至出现了抵触情绪。

面对这种局面，商鞅觉得只有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就是说法令之所以不能顺利实施，是因为领导干部中有人故意不遵守，起了很不好的作用。

事实也正是这样。

②抓了个典型。商鞅说这话是有所指的。这个人就是太子嬴驷，也就是以后的秦惠文王。

太子嬴驷的老师是公子嬴虔，他自恃是太子太傅，在宫室中、在朝堂上有地位、有面子，就在人前人后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在他的带动下，太子身边很快聚集了一群王公贵族，成为阻碍新法实施的一股逆流。他们心里也很清楚，太子是孝公的儿子，是未来的国君，你商鞅再怎么着，能把太子怎么样？只要太子没事，你又能把其他人怎么样？于是就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攻击新法、为新法实施设置障碍，甚至以身试法。

大家都在看着商鞅，商鞅也知道大家都在看着他。形势已经到了关系变法成败的关键时刻。

应该是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商鞅在经过最初的沉默后，向以太子为首的保守派亮出了护法的利剑。

太子当然是不能处罚的，一是太子年幼，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二是太子身份特殊，处罚太子可能动摇国家根本。但是法律的尊严是必须维护的。

所以太子太傅、公子嬴虔就成了商鞅打击的首要对象。一是他是太子太傅，也就是太子的老师，太子的观点就是他的观点，他在用自己的观念影响着年幼的太子；二是他是公族世家子弟，代表着一个群体，正是由于他，才在太子周围聚集起一股反对变法的力量。

于是，商鞅根据新法，对太子太傅嬴虔处以刑罚，对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所谓黥刑，就是在罪犯脸上刺字，然后涂上墨，让犯罪的人走到哪里，都被人指责。后来嬴虔又一次触犯新法，被商鞅处以劓刑，就是割掉鼻子。

其他人一看这阵势，就再没有人敢怀疑君上的决心，挑战新法的尊严了。

从此，新法在秦国顺利实施。

这是一则关于公平正义的故事，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是法治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基础。

ƒ发点感慨。纵观中国历史，能做到这一点的，一定会成为明君，创造盛世。

但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有几个明君，能有多少盛世？其实用现在的视觉审视这一事件，不过也是一次选择性执法。

太子嬴驷因为身份特殊而逍遥法外，本身就是违法的。当然在当时情况下，这已经很难能可贵了。我们不能太苛求古人、苛求历史。

后来曹操也曾如此执法，同样的也留下了佳话。曹操有一次行军打仗，马受了惊，踩踏了老百姓的麦子，按照行军法令，是要处斩的。但是曹操是丞相，既是法令的颁布者，又是执法者，所以就发明了个以发代首，就是自己割掉自己的头发，代替头颅，就算是割了一次头。这割头发跟割头能相提并论吗？但是大家都认为曹操严于律己，带头遵守法令，自愿受罚堪为楷模，传为千古佳话。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士兵呢？

我们的老百姓太容易满足了，对领导太宽容了，这就是专制政权下的法治，这就是专制政权下群众的法制观念。

新法实施三年，取得了明显效果。这一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正式进入秦国的权力中枢。

8、迁都咸阳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根据战略重心东移的形势，秦国开始营建咸阳城，建造宫室，将都城迁到了咸阳。从此，秦国的政治中心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南）转移到了咸阳，标志着秦国崛起的历史性转折。

从秦文公四年（公元前762年）营建陈仓城，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的四百一十二年间，秦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宝鸡，从最初的陈仓城到平阳宫，再到雍城，秦国经历了立国拓土、发展壮大、称霸西戎、动乱衰落、复苏东出的过程，特别是在雍城的三百二十七年，使秦国从一个与中原诸侯不相关联、杂于戎狄、偏居关陇的小国、弱国，变成了西至瓜州（今甘肃敦煌）、东至黄河的强大诸侯。

这期间，天下大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周王室对诸侯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权力格局重新摆布，形成了七国独大的局面。

这期间，秦国尽管经历了麻隧之战、棫林之战的重大失败，也经历了灵公之后的王权动荡，但秦人东出融入华夏主流社会的信心没有减退，秦人崇实崇勇、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国家文化初步形成，以功晋爵、奖励耕战、分县而治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机制已经形成，这些都将为秦国以后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为以后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圈的社会管理提供范例，一直延续至今。

从秦以后，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内在基因，始终维系着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

尽管从此以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但在宝鸡大地上孕育的周秦王朝及周秦文化却成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一直滋润着我们的民族、激励着我们的民族，成为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

告别雍城，是秦人的必然选择；走出关中，也是中华民族的必然选择。作为炎黄子孙，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民族文化的生发之地，更不能忘记这块土地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发展、完善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历史总是要向前发展，如何在世界思潮发生变化、东西方文化交汇融合的今天，让中华传统文化再一次焕发青春，为世界文化的进化、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启迪和动力，应该是现在仍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深入思考的。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9、初露锋芒

抓住了战争的主动权。从秦德公迁居雍城起，秦国君臣的心中就有一个永恒的梦想——饮马于河。在秦穆公时期，这一梦想得以实现，但是从秦桓公时期以后，秦国国势渐弱，到秦灵公以后，河西逐渐被新崛起的魏国占领。但是天道酬勤、天怜弱者，中原诸侯对秦国的长期封杀和鄙视更加激发了秦人崛起的毅力，在秦灵公到出子的近百年间，尽管秦国国内经历着权臣乱政、政局不稳、强敌压境、积贫积弱的局面，但历代国君都没有忘记秦人心中那个梦想。压力越大，动力越大。这股对于梦想的追逐，对于强大国家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息。到秦献公后期，终于扭转了局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更是使古老的秦国脱胎换骨、焕发出蓬勃的朝气和激进的锐气。

秦孝公四年（公元前358年），秦军在西山（今山西太原西）大败韩军，震惊中原；

秦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会盟，这是自秦景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0年）秦景公赴晋国与晋平公会盟以后秦国国君第一次与诸侯国君会盟，这说明秦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终于能够和山东诸侯平起平坐了；

秦孝公八年（公元前354年），秦军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南）击败魏军，取得斩首七千的胜利，收复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秦国任用商鞅为大良造，率军渡过黄河，进攻魏国襄陵（今山西襄汾），守军投降，把战线推进到魏国腹地；

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秦国在商塞（今陕西丹凤）筑城，商鞅兵出固阳（今陕西延安东），守城魏军投降。

秦国的控制范围终于突破魏国构筑的郑洛防线（今陕西华县——洛水一线），伸入到河西之地。迫于秦国的压力，魏国在河西大修长城，加强对秦国的防御。虽然几经易手，反复拉锯，但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完全控制在秦国手中。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西）会盟，两国修好，秦魏河西之争暂时告一段落，两国实现了短暂的和平。

实际上，这只是秦国的一种战略战术，他需要加强和巩固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和管理，需要对前一时期的变法改革进行总结完善。

这一年，秦国迁都咸阳，完成了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设立了四十一个县；进一步深化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井田制。

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秦国改革税制，增加了军赋。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秦国民众参与国家行动、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秦国的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进一步增强了秦国国力。

秦孝公十九年（公元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伯”，诸侯各国都来祝贺。

②魏国的战略性失误。当时诸侯之间，互相结盟又互相攻伐，已经没有什么信用可言。

魏国地处中原核心区域，与赵、燕、齐、韩、秦等国接壤，在魏文侯和魏武侯时期，魏国强盛，对其他国家多取攻势，占领了大片领土。在魏惠王时期，其他国家，特别是秦国的崛起，使魏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但是魏国从骨子里还有那种老派贵族天生的孤傲，从心底深处仍然鄙视秦国，视之为戎夷未化之人，当然这也是其他诸侯对秦国的看法。所以魏国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与其他国家的争战上面。

在与魏国交好的时候，秦国进一步加强与楚国的同盟关系，致力于内部建设，为下一轮的东出争战积蓄力量。而魏国却趁秦国不再发起对河西及魏国本土进攻的机会，加大了与齐国、赵国的争战。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部队得不到休整，人民负担越来越重，再厚的家底，再强的体魄也经不住这样的折腾啊！

更为要命的是用人政策的失误。这就是著名的庞涓和孙膑的故事。

ƒ同桌的你。孙膑是大军事家孙武的后代，他跟庞涓是同学，一起学习兵法。但是孙膑家学渊源深厚，悟性又高，人又刻苦，所以就比庞涓学得好。

庞涓同学在魏国做大将军，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能力不如孙膑同学，怕孙膑同学被别国所用，与自己为敌，就让人把孙膑同学请到魏国来。又怕孙膑同学取代自己的位置，就在背后使坏，不明真相的魏惠王对孙膑同学处以膑刑，就是挖掉了孙膑同学的两个膝盖骨，这样孙膑同学就不能自由行走了。

庞涓同学这下放心了，自以为孙膑同学既不能在魏国与自己争宠，又不能去其他国家与自己为敌，可以高枕无忧了。

孙膑同学是个厚道人，当初庞涓同学来请，他什么都没有想，就乐颠乐颠的来了。没想到庞涓同学请他，并不是念及同窗之情，而是想把他置于自己的视线之内、控制之下，免得与自己为敌。

等孙膑同学到了魏国后，庞涓同学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如果孙膑同学的才能被魏惠王发现，那他自己的处境就不妙了，所以就设计陷害孙膑同学，以人民的名义惩处犯罪之人，以正义的名义排除异己，让他生不如死，也不能为人所用，威胁自己。这是一个卑鄙的人。

但人算不如天算，苍天还是有眼的。有人向齐国推荐孙膑同学，于是就发生了孙膑同学装疯卖傻麻痹庞涓同学，使庞涓同学放松监控，然后逃奔齐国，后来围魏救赵，在马陵之战中一举大败魏军，生擒魏国太子，杀死魏军主将庞涓的故事。

这是一个同学相残、好人得好报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坏人横行霸道，好人受尽磨难，正所谓“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孙膑同学的灾难，源于庞涓同学的卑鄙和阴毒，以及魏惠王的昏聩；孙膑同学复仇成功，也是源于庞涓同学的自以为是。

他为什么不直接杀死孙膑？他竟然在孙膑装疯卖傻的时候相信了孙膑，竟然没有想到孙膑深谙兵法之道和心中对他刻骨的仇恨；最要命的是他竟然在马陵之战中被孙膑牵着鼻子，把战争的主动权交给孙膑，最后战败被杀。

所以，对面的小人不可怕，身边的小人才最危险；敌人的强大不可怕，自己的轻敌大意才是最致命的。

这一战，使魏国损失惨重，国力大失。于是，齐国、宋国、赵国都来进攻魏国，形成墙倒众人推、痛打落水狗的局面。

这一年，秦国受邀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参加诸侯会盟，实现了与其他诸侯的平起平坐，终于跻身华夏主流社会。

10、强者归来

又一个相信感情的人。秦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39年），秦国大良造商鞅趁魏国在马陵之战中大败的机会，发动了对魏国的进攻。魏国以公孙卬为将，被动应战。

这又是一个温情与欺诈、阴谋与天真的故事。商鞅早年在魏国时就与公孙卬认识，可能也一起吃过饭喝过酒，打过牌踏过青，唱过歌泡过妞，属于故旧老友。这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都是各为其主，并非个人恩怨。所以只能是奋力拼杀、你死我活，不可能温情脉脉、握手言欢。但是商鞅却先打起了感情牌，他居然在两军阵前，邀请魏军主帅公子卬来秦军大营赴宴，以叙离别之情。商鞅是个重感情的人吗？他们俩的感情很深吗？商鞅离开魏国二十多年了，也没见他跟公子卬有过来往，通过书信，叙过旧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其中必有蹊跷。

这是商鞅的阴谋。但是，偏偏的，公子卬信了。他是真信了还是对商鞅抱有幻想，仰或是脑子坏了，我们不太清楚，反正是他信了。于是，魏军主帅公子卬在大战之前抛下三军将士，傻痴痴地跑到敌方主帅大营喝酒叙旧去了。看官可以想象，千军万马当前，国家利益当前，兵刃相接，生死攸关，哪里还有什么个人感情？哪里还有闲情叙旧？看来这个公子卬确实是个重情义的人，也可能是个厚道的有点迂腐的人。

实际上，历史上这种单刀赴会的事也不少，但都与实力有关，而与个人感情无关。两军对垒，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是实力的较量。比如后来关羽的单刀赴会，毛泽东的重庆谈判，自己的实力使对方心里忌惮，不敢轻举妄动。要么就要安排内线、有人接应。比如后来刘邦去参加项羽的鸿门宴。

②事情过头了就会走向反面。商鞅实际上是个寡情的人，公子卬看错了人，误判了形势。

当他还沉浸在会见老朋友的喜悦之中时，招待他的却是冷冰冰的钢刀和牢固的绳索。

商鞅透支了公子卬对他的信任，在公子卬来秦军大营赴宴的时候擒获了他，并对没有主帅的魏军发起了进攻。魏军大败。秦国将战线推进到了黄河岸边，魏国河西之地全面失守。

这一年，魏国又遭受了赵国和齐国的攻击，为了避免国都安邑遭受秦军打击，全面收缩，将国都向东迁移到了大梁，这是魏国长期以来四面为敌、透支国力的必然结果。秦国终于实现了对河西之地的重新占领，实现了秦人饮马于河的梦想。

这时的商鞅，声望已达到顶峰。秦孝公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封他为列侯，将商於之地（今陕西商洛）十五邑封给他，号商君。商鞅成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因战功而封侯的外国人。

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商鞅再次发起对魏国的进攻。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进一步巩固了对河西的控制。

正当商鞅的变法事业深入开展，商鞅的声望如日中天、权力炙手可热时，秦孝公去世了。太子嬴驷继位，这就是秦惠文王。

商鞅变法初期，当时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曾因抵制变法、违反新法。由于太子身份特殊，太子太傅赢虔和太子师贾季代太子受罚，分别被处以劓刑和黥刑。

当年的太子现在摇身一变成为秦王，商鞅的变法还能继续进行下去吗？他还能像秦孝公时期那样享受那么高的身份和地位吗？

11、英雄末路

人在顺境时总是看不到危机。实际上，商鞅早就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商鞅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强力变法。新法虽然有助于在秦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更有利于激发和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使秦国迅速强大，摆脱了近二百年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新法严重伤害了宗室公卿的既得利益，使秦国的公卿阶层对商鞅充满了仇恨。

商鞅对太子太傅和太子师的严厉惩处更使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但是有秦孝公罩着，一切的矛盾都被压了下去，围绕变法的争议似乎已经消解，新法在全国的推行变得那么顺理成章。

从秦孝公三年施行至今二十余年，变法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停止变法，恢复旧制。既然新法没有问题，作为始作俑者的商鞅能有什么问题？能有什么危险？而且商鞅如今在秦国，声望、权力和地位已经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国君。

世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秦国宗室对于商鞅的抵触和仇恨情绪并没有因为新法的深入推行和时间的推移而消解，反而一直在加深。经过多年的沉淀和积累，已经形成一股暗流。

但是人在风光的时候往往看不到危机，多年的顺风顺水和强势作为也使商鞅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视而不见，也可能他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无人能撼动的地步。这就叫做人在事中迷，灯下黑。

②有时候听听不同意见还是有用的。实际上已经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商鞅受封为商君后，有人给商鞅推荐了一个叫赵良的人，商鞅觉得赵良是个可以交心的人，就想跟他交个朋友，委以重任。

但是却被赵良拒绝了。赵良认为商鞅变法，伤人太多、积怨太深，特别是与宗室贵族的矛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难以消解的地步；而且他的变法，只讲法，不容情，在注重道德教化、重视仁爱悌义的社会里，显得那么的不近人情。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温度；加之他建宫室、好征战，只为国家着想，对民生关注不够，老百姓没有从变法中得到实惠，也就是人民群众没有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没有获得感；加之商鞅生活奢靡，讲究铺排，不深入群众，与群众不能打成一片，群众基础不好。他认为商鞅这种状态就像早晨的露水，不可能长久。

于是就劝商鞅急流勇退，到封地去，种个小田，喝个小酒，赋个闲情，怡心养性，再劝君上改善民生、关注民生，表彰有功之人，尊奉有德之人，以疏解民众对自己的怨气。如果一味贪图封地的财富，贪恋国君的信任和高官荣耀，不断积累百姓的怨气，一旦有一天孝公去世，他的处境就不妙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商鞅是听不进这些意见的，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些。

ƒ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天有不测风云，变化说来就来。时间不长，年仅四十四岁的秦孝公就去世了，秦惠文王一继位，太子太傅、公子嬴虔等人就向秦惠文王告发商鞅谋反，惠文王立即派人捕拿商鞅。

这就是极权政治下的官场生态环境。领导喜欢了，就是一朵花，人见人爱；领导不喜欢了，就是一泡屎，人见人厌。

商鞅可是大良造，也就是相国，政府首脑，又是列侯，但是一旦领导翻脸，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秦国朝堂之上风云突变，商鞅由大良造、列侯一夜之间成为罪犯。

商鞅这时才意识到危险来了，但是为时已晚。按照他制定的新法，所有人都与他划清了界限，只怕落下个窝藏包庇的罪名，受到牵连。商鞅成了孤家寡人，无处藏身。

商鞅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选择为自己申诉。他在朝堂多年，可能对这种以法律名义的政治斗争已经习以为常，知道申诉也没有用。

大概是人的求生本能吧，他选择了逃跑。但他没有身份证明，关口过不去，旅馆不接待，这也是他变法的一项内容。就像现在，没有身份证，车票买不下、宾馆住不成、有钱存不了，什么也干不了。

我们不知道商鞅这个时候的心理阴影到底有多大，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新法可曾有过怀疑？可曾有过后悔？

商鞅走投无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回到封地，组织起自己的部属，起兵反叛。在郑（今陕西华县）被自己一手训练、亲自指挥，多次击败魏国，给自己带来多少荣耀、荣立多少战功、使山东诸侯胆寒的秦军击败杀死。

这还没有完，秦惠文王及秦国宗室公卿多年来积压的对于商鞅的仇恨一下子喷薄而出，他们将商鞅的尸体拉到咸阳，车裂示众，以泄心头之恨！

一代变法宗师、秦国强大复出的总设计师和推动者死于他自己推行的新法。可悲吗？可叹吗？此时此刻，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商鞅之死的看法，只能用我的一首诗来结束这段叙述：

徙木为信江湖愿，除旧布新庙堂悒。

严刑峻法栉民风，奖励耕战聚国力。

有信赚的公子卬，无情输却秦王惠。

作茧自缚得祸咎，咸阳城外身首异！

12、商鞅复活

商鞅死了。但他所推行的新法却出人意料的保存了下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孤例。

在后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有多少人因为变法而罢官失命，他们一旦被清出权力场，他们所推行的变法就会遭遇夭折，遭遇失败。比如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所谓人亡政息，这是人治社会下政治家的宿命。

但是商鞅推动的变法却没有因为商鞅的死而停止，秦国新的领导人杀死商鞅，是为了缓和矛盾，取得老世族的支持，但是新法对秦国带来的强大和其塑造的国家精神却是不容抹杀的。正是新法的实施，使秦国脱胎换骨，从一个积贫积弱、偏居一隅、死气沉沉的二流国家蜕变成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积极进取、令天下诸侯尊重的强大战国。

这是一场深切的、触及灵魂而影响深远的变法，它所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为中华帝国的标准范式，历朝历代不过是在这一体制下的循环，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一体制才走进历史。

但是作为一种政治体制，它虽然已不存在，但是长期的集权形成的特权思想、特权观念，仍然没有消亡。甚至于在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是有广阔的市场和相当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在中华文化圈的影响，似乎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基因。比如新加坡，比如朝鲜。

而作为与这一政治体制配套的郡县制，却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模式。秦武公在公元前688年首创了县的行政区划，商鞅变法时，对这一行政区划进行了全面规范，将全国划分为四十一个县，满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长。以后历经兴衰变化，但万变不离其中，郡县制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

奖励耕战在培养国民崇实崇武社会风尚的同时，也确立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彻底改变了周朝分封制时期诸侯对封地的所有权，以后的分封就成了食邑，而没有了所有权和支配权，即受封的人，只享受封地内的税收，以此作为收入，其统治权仍由中央政府负责，受封者不能干预。

因军功所受的土地没有继承权，随着授受有功之人的死亡，而由国家收回这种国家对土地的所有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我国现行土地权属政策的渊源。

当然国家所有，不等于国民不能拥有，而是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国民通过一定程序可以取得有限使用权。这个使用权的期限，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而发生变化。比如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土地使用七十年权限问题。

官营工商业成为国家聚敛财富的手段，盐铁及粮食专卖成为国家利用资源垄断聚敛财富的重要渠道。在以后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成为税收之外政府直接聚敛财富的利器。盐铁专卖一直延续了几千年，食盐的专卖至今还没有完全取消，国有经济还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主流。

这种国家对某项资源进行垄断经营的模式，或者由国家直接投资经营社会生产的模式，的确有利于增强国力，增强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国有经济的过度发展，国家对资源的垄断经营，也抑制了民间经济的发展，抑制了社会经济的活力，容易形成国富民穷的局面。

当然，商鞅变法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法治观念的普及和法律权威的树立。尽管在以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反复，但是依法治国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延续至今。尽管封建集权政治下的法治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讲，商鞅一直没有死，他的生命通过变法以及变法衍生出的法治观念而代代相传，一直保有顽强的生命力。所以毛泽东评价商鞅是“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称赞其变法为“商鞅之法，良法也”，还是有客观依据的。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的都城从雍城东迁咸阳。秦国的政治中心从此离开了宝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随着秦国国土的不断向东扩展，它的战略重心也需要调整；随着国土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政治视野的不断扩展，它也需要更广阔的平台来展示。就像当初周文王离开周原岐山祖居之地，营建丰邑，周武王在丰镐之外营建洛邑一样。

但是在秦国的政治中心东移之后，雍城作为宗庙之地，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秦王即位、祭祀祖宗等国家大型政治活动还在雍城举行。

在秦人的心目中，雍城的地位还是那么的神圣。这里毕竟是他们的立国之本，是他们先祖的长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