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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之死
文/杨舟平
纵观中国古代的酷刑，被皇帝夷三族、灭九族者屡见不鲜，但被诛灭十族的，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方孝孺一人，也只有明成祖朱棣能做得出。
说起方孝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心情都会非常沉重。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初杰出的散文大家，政治思想家，著作丰硕，主要有《逊志斋集》（方孝孺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等。师从著名学问家宋濂，是其最得意的门生。明洪武25年（1392年）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其次子朱允炆被朱元璋立为皇太孙，1398年朱允炆继位为帝，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明惠帝，成为明朝的第二个皇帝，他登基后谨遵朱元璋遗训：“方孝孺是个品行端庄的人才，应当一直用到老！”方孝孺遂被朝廷应召进京，先后任翰林伺讲及翰林学士，担当了朝廷第一笔杆子角色，成了惠帝最器重最信任的人，有“帝师”之尊号。惠帝每有读书疑难、国家大事都先征求他的意见，部分奏章也由他代为批复，知遇之恩如此，方孝孺自然竭尽全力辅助惠帝治理天下，这也为他后来人生的大喜大悲埋下了伏笔。
1399年，也就是朱元璋死后第一年，住在元朝旧都北京、手握重兵、对南京皇位虎视眈眈的明惠帝叔父—燕王朱棣就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史称“靖难之役”。惠帝急召群臣商议征讨对策，方孝孺义不容辞，起草了著名的讨伐诏书。由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以各种理由将朝中能征善战的大将诛杀殆尽，当时的明中央军战斗力可想而知，致使燕王军队势如破竹，不久便攻破京师，惠帝下落不明，至今仍为历史之谜。1402年，燕王朱棣大获全胜。
朱棣起兵时，谋士姚广孝曾跪求朱棣：“您取得胜利后，方孝孺肯定不会投降，但您千万不可杀他，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将会灭绝，对您的英明也有损害。”姚广孝自然非等闲之辈，他是明朝很有声望的政治家、佛学家、文学家、“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黑衣宰相”，他为什么会这么说方孝孺呢？就是因为方孝孺的名气和文章的影响力巨大，方孝孺的门生遍及天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网络大V级人物。朱棣点头答应。燕军攻破南京后，文武百官大多见风使舵，投降燕王朱棣，但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入狱。朱棣急着登基做皇帝，那么谁来起草即位诏书呢？若论才学文笔，非方孝孺莫属。朱棣也想借此机会降服方孝孺，于是，专程驾临奉天殿，召集文武大臣，想让大家看看这一代名儒是怎么拥戴自己的。不一会，锦衣卫带着身穿孝服的方孝孺步入大殿。朱棣见状，脸色马上沉了下来，不过还是强压怒火，劝说方孝孺归顺。方孝孺一言不发，朱棣又命刽子手把另一个不肯归顺的大臣练子宁拉来，当场割了舌头，砍掉双手，想以此恐吓方孝孺。谁知方孝孺仍然怒目而视，昂头不语，朱棣只好差人把他送回监狱。
登基心切的朱棣，决定再次亲自劝方孝孺，要方孝孺来起草即位诏书，来昭告天下自己顺利登基，但方孝孺仍然不从。朱棣又派两个方孝孺最信任的学生寥镛、寥铭二人前去劝说，结果被大骂一顿。又过了些天，朱棣仍不甘心，派人强行将方孝孺押解上殿，满脸赔笑地劝解，并言道，自己进京是为了铲除皇帝身边的奸臣，不料皇帝自焚，为稳定局势，自己只好登基了，再说这也是我们的家事，与外人何干？！方孝孺听后冷冷一笑，朱棣忙吩咐宦官拿来纸笔，硬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一把将纸笔扔在地上，凛然说道：“要杀就杀，我就是不写！”
朱棣将方孝孺九族诛灭后还不解恨，又把他的门生和朋友一并处死，被杀者共计873人，投入监狱和流放者多达数千人。再后来，朱棣仍余怒未消，又下令：凡是藏有方孝孺文字的，一经发现，便论死罪。故此，又诛杀了一批。实在是鲜血淋漓，鬼影幢幢，不忍卒看。正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方孝孺被虐杀和“灭十族”惨案；这就是封建专制威权体制下“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皇帝个人意志最大化的赤裸裸的血腥闹剧。
方孝孺的文学成就，史书早有定论，《明史》说：“方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颂。”《四库全书总目》在评论其文章时赞誉：“纵横豪放，颇出入东坡、龙川之间。”
有关方孝孺之死，有褒有贬，褒者：溢美之词不绝；贬者：认为太过迂腐，他只承认和效忠于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明惠帝，认为燕王朱棣是叛逆之徒，脑子里有着牢不可破的皇权正统思想，这就是他笃诚的信仰，所殉的“王道”，他不惜用身家性命维护的不过是皇权的正统性，加上为了报答朱元璋和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即“士为知己者死”。另外，面对“灭九族”“灭十族”的危境，自己视死如归，自无可厚非，但毫不顾及数百个鲜活的生命，似有人性的缺失。朱棣的暴虐自不待言，但方孝孺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也是一种负面情结：“皇权高于一切、君临天下、奴才甘当奴才乃天经地义”的愚昧顽固的封建忠君思想，这更反映了方孝孺之死的局限性、悲剧性。
当代著名学者资中筠在《士人风骨》一书中将方孝孺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布鲁诺做比较：布鲁诺为了坚持“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一真理而宁死不屈，终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他用生命捍卫的是真理、科学。布鲁诺虽然死了，但后面无数个科学勇士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科学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欧洲的振兴就是科学的振兴。而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吗？至少从秦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封建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甚至生命，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吗？所谓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毋容置疑，但他们那种“绝不可犯上作乱，竭力乃至献身维护正统皇权，否则就是不忠不仁不义”的观念，显然是一种落后糟粕的东西。中国开始沿“皇权至上”的路走下去，这一走竟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皇权才开始有所动摇，帝制才得以彻底被推翻，民国建立。是像布鲁诺那样为维护科学而献身还是像方孝孺那样为维护皇权正统性而献身，哪个更有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