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专业、富才情、沉静、峻逸地语言表达。(都市头条全媒体尹玉峰推荐语)
苏小玲,作家、时事评论人。1960年代生于福建。1980年代开始写作,其文学、时评、政论等文字散见于境内外媒体。主编过多家体制内外刊物,2011年创办“影响力中国网”并任总编辑。1995年始,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生命苦旅》《悲剧的春天》《一路问云天》等若干文本。2012年被美国媒体机构评为“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现居北京。

北京,又下雪了
苏小玲
昨天起,天上飘的雪花,让静默许久的北京城添加了一层苍白。到夜里,却得一则微信消息:次日开始会有连续中到大的暴雪,并且道路的积雪可能会很高,造成外出的困难,还提醒大家去多买点粮食备用。而我,自然相信这雪是一定会来的,只是大小。我随即戴上口罩和护眼镜,谨慎地下楼再小心地进入社区的超市,买了些该买的,以防万一。灾难说来就来,不学会自我提防,对己对人都会是一种潜在的伤害。今天,正月二十一。一早,窗外的雪果然再次漫天飞舞,一个春天里的冬天。平时喜欢雪,眼前心境却变得有些怪异了。
手机,成了这些日子几乎全部的世界。而各种消息,携带着病患与死亡。满屏满屏,伤感的文字或画面直逼着你,抵达有痛感能酸楚的内心。今日依然,看到一篇官方的报道:《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比前日下降超过10000例!》——的确看不明白这样的数据与表达是怎么回事?我只好把它转发到朋友圈,让大家去判读。我一直在关注这些数字的上下变化。而对于单独统计的武汉疫区,老是让我从“封城”想起。那里,人们的“中国梦”可能已在瞬间破灭。谁会意料得到:一连串的谎言,让瘟疫的噩耗遍地连天!?
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了一座“患病的孤岛”,以千万计的人口被灾情围困,人们紧张地应对这千年一遇的疫灾,却还为了不殃及鱼池而做“困兽状”。我可以这样猜想:那些被病毒感染而濒临死亡的人们,一定会发出一个天问:为什么我会中招?为何我将必死?那个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究竟是动物的报复还是人类的自虐?或干脆就是一种暴殄天物的古老敌意?的确,在我的最无奈的想象中,感觉就是“特洛伊木马”攻陷了武汉城!人类极致的悲剧往往不长眼睛,但落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其沉重的意味不言而喻!
其实,猜测绝非我的长项。我每天都在努力地寻找一些蛛丝马迹,看哪里可以出现拯救武汉的盖世良方。民间也出现了单方独法,比如风油精抹人中,切洋葱贴鼻深呼吸。可最有号召力的确还是中医:在某专家的指导下,上海药店抢光了双黄连口服液!但很快就出现另外专家的置疑。有人对此调侃说:“西医在一线拼命抢救,中医在二线拼命挣钱!”我对医学知识甚少不敢妄加言语。但我得到另一资讯:美国一种叫“瑞德西韦”的特效药物正在与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进行第三期临床试验。可是,武汉武毒所却在抢注它的应用专利权!
在这样的处境下,邓小平先生那个金句还是管用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关键却在疗效!可就为这,国内又有人打起了反美爱国的舆论战。先是那位华大妈,明明人家早就在接武汉的同时,专门用运输机拉了数顿的防疫用品投放到我们的无锡,却一口咬定美方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许多无知的网民也凑上热闹:美国企业与民间援助与政府无关!无独有偶,上午发现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所有外援表态的国家店铺上了宣传视频,唯独美国被落下。我再次惊诧,但不往复杂推论,只能哼哼:大国小器!
而日本呢?支援得到的回报并不比美国人强多少。除协助武汉在日本的病人免费住院治疗,还通过更多直接的方式帮助受灾的中国。首相安倍晋三等自民党议员决定每人扣出工资5000日元,掏出真金白银来尽力支援;小姑娘站上街头不辞烦劳向路人点头哈腰,筹集善款,并将募捐到的钱再交送到中国大使馆。这也算是具全国国民之力了。可是,今天国内的一篇文章让我一股凉意透彻头脚:日本一位老妇因染上武汉肺炎去世了,该微博上居然有8万中国人在点赞、喊该死!这是一群怎样的撒旦在这国的变种?
还记得前些天,在一个图片上看到湖北作家,即小说《软埋》的作者方方女士写的一段话,感觉是她的日记疫情日记:“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的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她在武汉市内,感受更为真切,也无需平时的情节虚构。下午还看到一转述的“小航”日记:她妈妈走了,她大舅也走了,她祈求妈妈的亡灵保佑同被染病的爸爸,但爸爸很快也走了,紧接着她也发烧了……我似乎是第一次读到这样接二连三的家庭成员死亡的当代纪实描述。
此刻,我又想起了眼科医生李文亮。如果当时他和另外七个同行的通报、议论,被负责任官员及时高度注视,而不是派警察进行粗暴地胡乱训诫,那么武汉那些将近突破1400个的死亡生命,是否会减到八成九成?假设显然已没任何意义了!昨晚,有一条微信说再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有人给李文亮立了塑像。而中午,我又遇到了关于李文亮的消息:这位被认为是多才多艺的年轻医生,一首被传看的《与妻书》中表露了这样的情绪——训诫书不要随我火化/天堂不收那个/把它留给我未生的孩子/那是我最贵的遗产,生了男孩/就做聘礼/生了女孩/就做嫁妆。
最新的消息还有不少。比如湖北的官场临阵换将,撤换了一拨人,我对此不感兴趣:问题根本出在体制。“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这是被文明发达国家所证明了的。若我是决策者,就先借此助力改改凡事对上不对下的政治规矩,再让个别能干事的“戴罪立功”。尤其是武汉市,毕竟他们熟悉自己经营的“地盘”,也招呼得了自己的“手下”。来个新官又得重新熟悉、折腾一遍,况且,处在如此紧张的应战期。也许上层是为了平息武汉民愤吧?至于那个不识数太没常识的省长可以直接走人,周市长的那点冤枉可以再议论。
时下,大概没人不关注这些上任的或免职的官员:他们的来去结局依然关系着大家的命运,特别是武汉的民众。自上而下的现代“禅让”制,使官员的个人意志仍然是民生苦难与福祉的寄托所在。不像西方社会的传统,一种“契约”决定了彼此的相互依赖的生存关系。当然,我们祖宗儒家的孟子也早有“君权民授”这类已很现代性的说法。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者一直想在实操上模仿,却总是几经反复,没能彻底成功,就连一个小乡村要实现民治也很吃力。结果,平民们临到关系自己生死命运的事,也就一个字:等!
今年是庚子年。但从腊月二十九起我就开始自我禁足了,直到现在已在家蛰伏了二十多天!可是,却也从来不像这个年头一样,几乎全部的心事都被牵挂在外,偶尔也被拎到遥远历史的某个时刻。比如1840年,中英贸易引发了“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割让了香港;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圆明园被不同的蛮力捣毁,签订了《辛丑条约》;1960年由于两年前开始的大跃进大刮共产风,造成粮食大饥荒、饿殍遍地,数千万人死亡。而诡异的是,2020年的这个旧历庚子年,也居然应验了多灾之说!
而我,显然也有一种异常状态,形同诡秘。每天有不少时间坐在电脑前,文思泉涌般地敲着键盘。可是,那些觉得很能安抚自己感伤的文字,每出一篇,总是在不到3分钟时间被枪毙了!在这全民为疫情、疫区神魂不宁、焦虑万分的时刻,却无法持续正常的情感或理性的思维节奏。就像“满洲国”的哈尔滨,那寥寥无几的地下党,小心翼翼地审查着自己的一举一动。他们是出门,我是出文。其实,我当然不喜欢这样的玄幻或穿越,21世纪了,所有的人与事都应该有新的想法与玩法。
人们,传统节日在似过非过中结束。那是过亿的人马要重新复工。不少消息在发出告急,尤其是那些靠个人能量在支撑的私企。他们分担着这个国家的就业、税收、经济主体的大占比。眼下却因灾难而遭遇踟蹰不前的窘境:复工,面临众生交错的感染风险;推迟,难免资金断裂员工断炊的结局。大难面前,谁来支撑?在这个无比艰难的关口,最能让人指望的还是“国家”,是代表国家的政府。而也许最大的可能,就是给出某种特殊政策。但企业主们最需要的大约是现金、是人民币,起码也是能顺利获得的贷款?
2020.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