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的分量》连载28

第三章 仁者无疆

七、从梦中走来的周公6-8

6、营建洛邑，实现对中东部地区的有效管理

武王的遗愿。

周人发源于邰地，兴起于周原，都地处陕西中西部。建立王朝后，人口和疆域都扩大了几十倍。如何实现对中原地区的有效管理，摆在了周王朝领导层的案头。

周王朝建都镐京，偏于西方而且闭塞，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颇有鞭长莫及之感。再加上天下初定，殷人滋事、夷人多叛，在镐京之外的东部地区营建新都，已成当务之急。

周武王在推翻了殷商王朝后，来到周的先祖创业之地豳，遥望殷商，在感佩先祖创业艰难的同时，也对如何有效控制殷商遗民、统治殷商旧地充满了忧虑。在这里，他可能想到了先祖们的几次迁徙，都是在图谋更大的发展时进行的。公刘迁豳、古公迁岐、文王迁丰，都为周部族的发展壮大开辟了新的局面。

现在面临广阔辽远的殷商故地，他是不是应该做战略上的调整？他将向哪里调整？

来到周原，面对太王、王季、文王等先祖的在天之灵，武王经常夜不成寐。睡不着觉就休息不好，休息不好人就没有精神。

周公发现后就去看望武王，他就询问武王为什么总是失眠？

武王说：“我给你说……上天当年建立殷商王朝，曾经任用有名之士三百六十人，虽然谈不上大贤大能，政绩卓著，但也不至于要灭亡他，所以才让殷商延续到现在。我们虽然推翻了殷商，平定了天下，但是我还没有确定临近天庭、便于接受天命的都城，我怎能坦然入睡呢！我要确保我们周的国运得到上天的庇护，就要确定上天中意的国都，它要在接近祭祀天帝的地方……从洛水湾到伊水湾，地势平坦没有险阻，应该是我们建都的好地方。我南望三涂，北望岳北，观察黄河，仔细考察了洛水和伊水地区，感觉这里离祭祀天帝的地方不远，是建都的好地方。”

于是周公就对洛邑的地势进行了详细勘察。

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上面的铭文中，也有“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记载。意思是说我要在洛邑这个天下四方的中心营建新都，并以此为中心治理天下民众。

这就是说，营建洛邑新都，是武王在世时的既定国策，也是加强对殷商故地统治的重要决策。

②新都洛邑。

成王即位后，行使天子权力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武王的遗嘱，安排召公等人再去洛邑测量规划，做营建新都的准备。

周公也对在洛邑营建新都专门占卜，反复勘察，亲自督建。洛邑新都建成后，周公将禹时铸造的象征华夏九州的九只大鼎从朝歌搬到洛邑，说：“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百姓交税纳贡的路都一样远近。”

洛邑新城分两部分，洛水西岸为王城，是周王室办公居住的地方；洛水东岸为成周，安置殷商遗民。

从此，洛邑又叫成周，即成就周道的意思；镐京叫宗周，以示区别。并在成周组建了“殷八师”，征招殷商故地人民，由周人统帅，与周王室的虎贲、由周人组成的周六师（西六师）共同组成周王朝的中央武装力量。

洛邑的建成，开辟了我国历史上东西两都的政治格局，即长安为国都，洛阳为副都。

长安地处关中，水系发达，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同时又是四塞之地，易于防守，是古代建都的最佳之地；洛阳地势开阔，地处平原，向东可以辖制中东部地区，向西依托关中、长安，可进可退。

所以在以后的近两千年间，洛阳和长安，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双子星座，以后的两汉、唐、西晋都是这样的格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谱写了灿烂的华章。宋代以后，我国政治中心东移，才使长安和洛阳失去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地位。

城市的兴衰，往往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图。在人类战胜自然力的手段越来越有效之后，这一点尤为显著。

北京的兴起，主要还是明成祖朱棣的决策，他认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幸运垂青之所。

改革开放以后，深圳的兴起，更是沾了建立社会主义窗口与资本主义竞赛的光，25年间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与北上广同列全国一线城市。

现在国家又启动首都新区建设、中心城市建设，各地争得如火如荼、不亦乐乎。说白了，就是争资源、争空间、争机遇、争发展、争未来。

7、制礼作乐，建立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游戏规则

周公对姬周政权和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和影响最深远的事就是制礼作乐，即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巩固周王朝的社会秩序。

在摄政的第六年，周公举办了制礼作乐盛典。

他所作的礼，内容很宽泛，主要是指法制、法度、礼仪等，包括周官六职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宗教节仪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种种民风民俗等，这是使人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统治者意愿的准则。

所谓礼，就是划分社会等级名分的一整套典章制度，是对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乐就是音乐，包括乐曲、诗歌、舞蹈等多方面的艺术活动，用以引导思想、抒发感情、激励意志、调节生活。“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记·乐记》），二者相辅相成，对立统一，异曲同工，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周公经过了由大乱到大治的历史转变，他吸取了殷商亡国的教训和周人兴起的经验，认为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从典章制度入手，使国家治理、社会生活有章可循、有序运行，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要从思想道德入手，培养民众良好的道德情操，使民众对各项典章制度的履行由外在要求变为内在自觉，成为行为习惯，这样才会形成等级分明、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

周礼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础，周代宗法制度的根本原则是“亲亲”、“尊尊”。周礼从小及大，由内及外，更重视“亲亲”，而后推及“尊尊”。即在家庭生活中，先有父慈子孝，在社会生活中才有君仁臣忠、老慈少敬，这样由孝推忠，由人伦推及君臣。在此基础上，周公还特别注重“德”，并以此为政治伦理的核心，在制礼时，提出了“则以观德”、“德以处事”的思想，就是说要从对礼制、礼仪的执行和实施去考察一个人是否有德，大家都要以德做人、以德处事。

只有遵循周礼，父慈子孝，君仁臣忠，老尊少敬就是积德，这样才符合天命。

周公的“礼”，主要包含吉、凶、军、宾、嘉五礼，不仅包括社会生活的各类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政治上的制度，以礼统法、统政、统德、统孝，涵盖一切，统管一切，“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

礼制和乐制严密结合，并有严格规定，而且具有强制性。他要求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有丝毫违反。如果违反，便是僭越或者非礼，就要遭到惩罚或谴责。

周公对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所做的探索和实践，为今后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范本，其中很多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规范，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周公礼乐思想的主要内容，奠定了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纵观历史，哪个盛世不是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哪个乱世不是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政治黑暗、经济萧条？

有周一代，在西周初期，基本上较好地坚持了礼乐制度。从周昭王姬瑕开始，为政者已经不能很好地施行德政仁治，致使“王道微缺”，直到周幽王废长立幼、破坏礼乐制度，社会秩序即被打乱，导致周幽王死于非命、平王东迁。从此周天子的地位和对诸侯的辖制能力下降，诸侯的僭越举动不断发生，比如鲁国的初税亩、秦景公的“黄肠题凑”、赵魏韩“三国分晋”等事件，导致礼崩乐坏。进入春秋以至于战国乱世，社会长期动荡，多少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死于非命；多少财富付之一炬、化为灰烬；王权更迭、旗帜变换，人民群众就像江上之船、风中之草，随波逐流、任意西东、任人宰割！不论是谁取得胜利，掌握政权，人民群众都处在社会的底层，就像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所写的：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行经处，宫阙万里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首小令，表达了作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感慨历代王朝兴衰，战乱迭起，对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从而表达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在此，让我们向周公致敬！

8、敬德保民，民本思想为天命观注入新内涵

在夏商时代，统治者为了强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发明了天命论的观点，即上天授权他们管理、统治人民群众，也就是君权天授、君权神授。

比如殷纣王，在祖伊向他报告周文王修德振兵，已经威胁到殷商王朝安全，请他改弦更张、及早应对时，他就信心满满地说：“我的出生不就是为了履行天命吗？”周武王在伐纣的过程中，一再强调纣王已经失去天命，他是“行天之罚”。在牧野之战后，进入商都朝歌之前，面对出城迎接周军的朝歌百姓，周武王让人反复宣示上天让殷纣灭亡，得到群众理解。进入殷都，祭祀宗社时，周武王还是向天地神灵宣示殷纣王荒废了殷商先王的德行，不敬奉神明，暴虐百姓，人神共愤。上帝知道后，让我来执行他的命令，革除殷商的天命。

可见这一观念在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但周公却根据形势的需要，对这一观点作了调整。他把天命、德行、民欲有效的结合起来，为古老的天命观注入了民本的新内涵，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周人一方面以“受天大命”来解释周取代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提出“敬德”思想，强调以德配天。周公认为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德在转变，总是向有德之人倾斜。要保住天命，关键取决于是否有德。这就与殷纣王的天命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怎样才能保住天命？才能有德？就是要“保民”，不关心民众、不爱惜民力，不为民众办事，就会失德，天命就会转移。他把爱民作为积德的关键，把积德作为争取天命的基础。同时，在为武王作的《泰誓》中，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观点，更是把民心所向与天命所向统一起来，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是民本思想的第一次闪耀。在那个时代，他已经解决了唯书、唯上与唯下（民）的关系问题，这一点很值得当今为官者深思借鉴。

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爱民的途径。即要慎罚，要知稼穑之难，知小民之依，要“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而实现安民、保民、息民、裕民，以至于长期保持天命，维持其统治地位。

后来孟子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化和升华，形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这些无疑都闪烁着民主智慧的光芒，警示以后历代统治者，要尊重民意，珍惜民力，关注民生，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岐山县凤凰山下的古卷阿，建有周公庙，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据历史文献记载，这里曾经是周公居住的地方。周公去世后，这里成为周王室官方祭祀周公的场所，称周公祠。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周文公祠，隋代以后，称周公庙。以后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庙内现存的周公大殿为唐高宗武德元年所建，宋时在其两边建召公殿和太公殿，以陪祀周公，合称“三公祠”。元初，又在三公祠后面建姜嫄殿，前面建乐楼，明代又在姜嫄殿后的高台上建后稷殿，基本形成现在的规模。

卷阿地势独特，背靠凤凰山，东西两边山梁像两只胳膊，向南伸出，抱而不合，留下山门，形成口小腹大的格局。这里三面环山，植被丰厚，环境优雅。山下有泉名润德泉，泉水常年不涸，滋润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由于这里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抗战时期程潜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指挥西北战事时，曾在此修建别墅，躲避日本飞机轰炸。

今天的周公庙，已经成为附近人们凭吊周公、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场所。

作者简介：刘畅，1994年出生，陕西扶风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专业2018届硕士研究生；刘松林，1967年出生，1989年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长期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和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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