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后说年

年的背影已远远离去，但每个人心中的“年”却定格为永恒……

过年期间，一位一贯热情张扬的哥儿们销声匿迹、不见声息。初六早上才收到他的短信，“可圈可点的2006年——房也弄上了，钱也挣上了，官也混上了，运也碰上了，事也顺了，人也俊了，神也贡了，佛也敬了——哎！这牙却崩了，人还给病了——看这年过的……”

一看这短信就知道这老小伙抑郁了。上班后免不了你请我我请你客套一番，当与朋友们谈到过年心情时，大家却是大吐苦水——大家几乎都在问一个问题：这年，为啥越过越没意思了？

均均：其实过年就是过心情哩！老先人发明的过年就是让贫富贵贱、天南地北的人都有一个平等的欢乐时光，你看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虽然他“白劳”了一年，“躲债七天”后他在大年三十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穷窝里，喜儿虽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尽管“北风吹，雪花飘”，但她还是欢天喜地的跳着唱着欢呼“年来到！”杨白劳与小女喜儿团聚之后，开了个小小的“春晚”，对女儿说：“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 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老杨家的节日气氛和全体家庭成员的过节心情可以说是无比快乐。至于年过之后黄世仁、穆仁智还要逼债诸事，日子如何过，那是以后的事了。我们家的春节就缺少这种气氛和心情。那种过年的欢乐气氛和心情在我家穷的时候曾经有过，现在日子越来越好，欢乐反倒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全家人虽然团聚了，除了打麻将，还是打麻将，要不就是瞪着那四四方方的荧屏发呆，正尔巴经在一块交流、说话的时间少之又少，孩子们一个个窜得不见人影，找他们那一帮去了，说是和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小女儿整天和那个小狗狗玩得非常开心，对我们根本不屑一顾……

亨亨：每逢过年，我就常常回忆起儿时的过年情景；日头挨上腊月，大人们就开始准备年货，腊八要吃腊八米饭，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请灶王爷要吃灶干粮，肥头大耳，长得像猪一样的杀猪的老王会在这天准时来到村上，把养了一年的大肥猪拖到案子上，肥猪拼死哀鸣，我们听到尖锐的猪叫声会从各家各户提着鞋帮跑将过来围观，老王一直要等到人山人海时，才捋起袖子，穿上高腰雨靴进入角色，吊着他那幅“猪肚子脸”，把势扎饱，奋起一刀……我们又害怕，又高兴，那个快感和刺激就别提了。当肥猪“光荣献身”后，老王麻利地将它的“遗体”正正地摆放在如同浓缩了舞台一样的大案上，大肥猪头上顶一片花油，前额点上红，笑眯眯爬在大案上尽情地供全村人欣赏。参观者的心情绝不次于追星族在欢呼跳跃的欣赏明星。我们小孩围着“光荣”了的肥猪跳啊笑啊！唾液直往没有一点油水的肚子里咽。那个过程才是在真正品味“年”的味道。虽然一户才能分得斤把斤肉，我们认为那才是过年！现在，别说城市，农村大部分都没有那个光景了。

秋秋：我从小就在城里过年。我家住的是大杂院，每到腊月三十，扫院放炮贴对联是大家的必修课。之后，各家各户都会炒上自家最拿手的大菜，提着过年才能喝上的西凤酒，围坐在各种形状和颜色的桌子拼对的大餐桌上，三、四十人说说笑笑，老人孩子一团和气，我们小孩还要表演节目，男人们个个喝得昏头苍脑、脸红耳熟、不乏豪言壮语。女人们打情骂俏，风情万种，喜笑颜开。那时的邻里关系，整个就是个“一家亲”。

这些年，自我住进这座住宅楼，过年就没有串过门。住了十多年，除了收水费、电费时见面“哼”一声之外，连对门姓啥为老几都全然不知，春节贴对联时都要先在门镜中斜着眼睛往外瞅，等过道无人时才日急慌忙地草草一贴了事，最亲近的邻居反倒一个怕见一个……

他们的发言完了。

我坐在沙发上，望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烟花和大红灯笼发楞。从正月初一开始，我就挎着照相机满街跑，想给博客里装几组喜庆图片，可跑了几天，街上连个“套圈”“耍猴”的都没有都说这年越过越没意思，我们还在大喊大叫地要“捍卫春节，捍卫民族传统”，我不明白，我们到底缺失了什么？

作者简介：

郭鉴明，岐山县青化镇人，西北大学作家班毕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宝鸡市文化创意协会主席，原《西部开发报》总编辑、陕西省政协《各界导报》执行总编辑，曾在《宝鸡日报》开设“鉴明漫笔”专栏。出版有《反骗导弹》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