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少了什么

——读《刘永辉年谱初编》有感

张期鹏

受张炜先生之托，我有幸成了最早拜读《刘永辉年谱初编》的读者之一。我断断续续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读完这部四十多万字的著作。我不是不想一口气将它读完，也不是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而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强迫自己停下来，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是一部让我一读起来就有些动情的书，也是一部舍不得一口气读完的书。

这是为什么？这不过是一部年谱而已，著者刘永辉又是一个比我小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的经历能有多少令我感动的地方呢？ 

答案当然就在年谱里面。不，应该是在永辉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时代虽然有其共性，也总会被人概括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特点，但对每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言，都有其不同之处。也只有这样，作为个体才不会被时代“共性”淹没。如此说来，记录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共性”的洪流面前，个体是那么孤立、渺小，很多东西如果不被记录下来，必会随着时光流逝而黯淡、消失；从个人角度来讲，它也会从个人的记忆中慢慢删除。记录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能长久地显示一个个体的独立存在，也能够在人的记忆中被不断唤醒、不断重复，如深流静水般影响着一个人的现实选择和未来走向。或许，这便是日记、年谱、研究资料等等的价值所在。

我们透过永辉的年谱，看到在他最初的人生履历上，记下的是自己所看过的电视剧，所参加的文艺活动，以及每年的考试成绩和老师的评语。同时，还有他八岁时由村中文化名人五姨夫教背的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十一岁时向同村邻居借读的第一本书《儒林外史》。也许这些并不算什么，甚至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的发蒙还稍微晚了点。但是这些与文化、与书有关的东西，他记下来了，并且留在了心里。随着很多散存的记忆被遗忘，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生命印迹越来越清晰，成了最初在他心灵上播下的种子。特别难得的是，这是书与文化的种子。这样的种子一旦在一个少年的内心扎根，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力量，我们真的难以想象。

也许是因为家在乡下的缘故，永辉最初的阅读是从剪报、摘抄开始的，那一年他十二岁。十五岁时，他借到一个镇上参加表哥婚礼的机会，在一家小书店里买了《唐诗三百首》和《对联集锦》等几本书。这是他第一次逛书店和买书。与大多数同时代的少年相比，这些对永辉来说也来得比较晚。但我们不要忘记，与那些同时代的少年相比，永辉是一个心里早就埋下了文化和书的种子的人。那颗种子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生根发芽。

于是我们看到，他不论在求学阶段，还是当兵进军营；不论是退伍后在北京，还是在家乡、在企业，买书、读书都是他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在北京中央党校和中国农业大学当保安、当图书管理人员期间，他的生活差不多完完全全变成了一种“书式生活”。

当我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特别感慨我们人类的变迁。我看到，虽然很多东西都一日千里、日新月异，但只要人的本质没有变，没有变成无脑的行尸和冷酷的机器，那么他的基本价值追求和情感倾向就不会变。在孟子之后两千多年的今天，我们依然会赞美“孟母三迁”，依然会觉得学校和笼罩在学校上空的那种氛围，最能够陶冶人的心灵。

但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社会环境中，在我这等“庸常之人”眼里，永辉的做法还是有些特立独行。我很羡慕，但自己是不敢那样迈出半步的。因为他生活在巨大的社会落差和生活反差之中。他是一个保安，最好的境遇也不过是个图书管理人员。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但又把精神和灵魂安放在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最高层；他长期为生活奔波，颠沛不安，但他所阅读、所结交、所渴求、所神往的又是那些文化与精神的菁华。在我看来，他每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天与地、冰与火、水与岸的双重世界中，“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感经历和心灵磨炼呢？

我在读到年谱的这一部分时，停下来的次数最多。我时时为永辉感动，也时时为他揪心；我很想马上知道他下面的经历，但我又担心他稍有闪失就会跌倒、摔伤。揪心与希望，在我的心里交织、缠绕。他在深深打动着我，也在考验着我的心理和情感承受能力。他那年轻的双肩，能够担负起这生活与心灵的双重重担吗？ 

我没有问过永辉在那个时期的内心感受，还有他的情感波澜；他的年谱也只是客观、冷静的记述，没有议论，更没有抒情的成分。我的担忧，是他的冷静的文字引发的内心思虑、触动的情感引擎。当然，这种思虑在永辉面前可能只是小事一桩。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之中，毕竟是同一个时代里的两代人。我的担忧，极有可能就是他喜欢迎接的挑战。在年轻人面前，尤其是永辉这样的年轻人面前，可能没有什么是不能逾越、不可战胜的。他的人生经历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一个强者。

有时我想，选择阅读、选择文化可能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因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会对现实的束缚怀有强烈的不满，渴望挣脱，渴望超越，朝着人类那渺不可测的精神灵光奋进，有时真如飞蛾扑火。现实却是实在而功利的，它有一种让人匍匐脚下的强大力量，很多时候也是人之生存所必需。因为精神固然美好，却不能解决肚子问题，也不能解决位子、票子、房子、车子问题，它在现实面前有时是那么苍白、无奈。因此，在任何一个时代，低头，跪下，总比昂起头颅、挺直腰板更容易一些，而且能够享受到苟且中的富足和优越，至少可以用光鲜、体面的外表掩藏内心的懦弱、凄哀与悲凉。这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选择。永辉选择了“站直了，不趴下”，这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是我从内心里敬佩他的理由。也许，他既然做出这种选择，就决心不惮风雨，就抱定了一切都不在话下的信念。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少之又少。他们都值得佩服、敬重！

我从他的记述中也看到，选择阅读、选择文化又是他终生的幸福。这里面有许多温暖的人与事，他所结交的友人、所参拜的长者，他所投书的那些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的大大小小的文化人，无不给了他真诚、无私的帮助。我看到，在永辉生活的世界里，书里的精神之光与书外温暖、无私的关爱交织在一起，让他在现实之上建立了自己的精神文化之巢。这个精神文化之巢，既有形又无形，既狭小又广大，既寒蹇又温暖，既平常又高贵，它延续、拓展、升华了永辉的“书式生活”，让他无时无刻不在做精神的漫游、心灵的翱翔。这是他那童年、少年时代的“心种”长出的叶芽、开放的花朵，这不正是他所向往和追求的吗？

从黑龙江呼兰农村出发，永辉几度入京，并且在那里长久地停留下来。他数十年打拼，或许并没有挣得几处房产、几辆豪车，但就其精神富有程度看，他在同龄人当中应该是毫不逊色的。这是值得我们珍视和仰慕的。

这样一部年谱，它的更大意义或许就在于，它在以个人史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变迁史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别样的人生样本。像我这样的凡眼肉胎，可能有点太注重物质形态了，不知不觉间造成了精神的缺席、灵魂的错位。今天，有了永辉这样一部年谱，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置放在我的面前，照出了我的渺小和虚怯。对照我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它真可称得上是一种鉴戒和提醒。它让我扪心自问，与永辉相比，我是否缺少了一点什么？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太满足的话，就是从永辉的年谱中，我看到他的工作进入资本管理、保险管理领域之后，他的买书、读书和文化交流、交往活动慢慢减少了。这也许是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使然，我能够理解，也有点可惜。这是否说明，在现实的力量面前，他也在不断调整、不断适应、有所变化呢？

现实的力量，说到底也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力量，当一个人把它看得过重的时候，它是强大无比的。因为权力的本性是占有，缺少有效约束的权力可以占有一切，甚至人的思想和人格；资本的本性是攫取，缺少有效管理的资本也可以攫取一切，甚至人的灵魂和羞耻感。与权力、资本媾和，或者干脆匍匐在它们面前，是很多人的现实选择。因为它们既是砒霜也是“春药”，会让很多人在瞬间变得容光焕发起来，享受到一时的快感与风光。透过永辉的文字，我看到了他在现实面前的执着和坚守，也看到了这坚守的不易和内心的困惑、挣扎、纠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既看重永辉已经写出的四十年，更看重他将要写出的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人生的道路漫长，是一场长长的修行，也是一场需要持久耐力的马拉松，我们不能用浅尝辄止代替十年面壁，也不能用短跑的方式去跑完这个长途。我们应该有一种面向几十年之后的姿态。

因此，我在读完了永辉这部年谱初编之后，特别期待他的年谱续编。我既想看他将要写什么，也想看他将会怎么写。因为他的书写不是用文字，而是用真实的生命。

我更想通过他的生命书写，来作个参照，看看我自己到底缺少了什么，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

2019年10月30日于济南垂杨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