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安黎
文/杨柳岸
之所以写下这个文章题目,并不是我突然心血来潮想表达一下对安黎先生的无比崇敬之情。而是我正读完安黎的散文随笔文章《仰望鲁迅》,这里只借用一下他文章标题。崇敬安先生,我自十年前始,以后只是逐渐清晰而已。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安黎评传》,我几乎遍读了安先生全部公开出版的文字,和部分没有出版的文字。我写这部评传,是我主动要求写的。为作家写评传,是深入研究一个作家的基础性工作,评传是一种学术性文体,评传的优劣与传主的著名程度几乎无关,只与作者水平有关。因为这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放诸社会可能众说纷纭。
应该说,安黎先生是我身边作家中,最让我崇敬的一位。那我怎么给安黎定位呢?

他是——社会批评家?散文作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文化学者、社会冷眼旁观者、社会事务积极参与者、诗人、哲学家、心理咨询师、教育学家…等等,似乎这些名称他都能沾边,任何一个头衔都可以按到他头上,他似乎也当之无愧。可是对于他这个具体的人,我总觉得还是任何一个名称都不能完全概括他,而这些名称全加诸他一人身上,又似乎太杂,太抽象。终于有一次,也可能就是五、六年前我读这篇《仰望鲁迅》时,我觉得,他就是当代活着的鲁迅,我身边的鲁迅。其它名称都可以省略了。

在内心里,我把他和鲁迅放在一起。可以说他是我身边活着的鲁迅,或者说他在我的文学世界里起着鲁迅的作用。这是我的幸运。我把我的真实感受真诚地给你们说出来,你们能否接受,那是你们的事。文学眼力、文学秉赋,各人不一,真是不能强求。而我之所以要把安黎与鲁迅并提,也只是给他找个参照系,给我的认知找个参照系,我并非一定要把他与鲁迅作比。在一定意义上说,安黎就是安黎,鲁迅就是鲁迅,后世怎么来比较二人的文学成就 ,还真不好说,我更倾向于,二人貌似要难分伯仲,而安黎要稍微强那么一点。理由太多,不便细说,其中一点虽不重要但却较明显的是,安黎要比鲁迅的生物性寿命长的多,且安黎生活在全媒体时代的当下,显尔易见可能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传世。

可能有人不同意的看法,接受讨论,但最好别一口咬定我是在妄言,实际上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理性思维可能要大于感性思维。安黎也常给我说他的一个看法,对于作家文人来说,当代人最好不要评当代人,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最好把评判权留给后世人。我也不怎么同意他这看法,要如此说,我们评论家是否就最好别干了,坐等时间来评论好了。但我还是时常能体会到,还是他的这个看法深刻。那么我也别争论鲁迅安黎相比较这样的关公战秦琼了。安黎先生,识君应是千古事。

言归正传,还是说他的散文《仰望鲁迅》及这本散文集子《丑陋的牙齿》。我似乎以前已经表达过,这本集子在思想性和文学性上很成熟,甚至有点早熟。这本集子是他35岁时出版的,在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中,更多的人还没有写出他们的代表作来。可以说《丑陋的牙齿》完全可以代表安黎早期作品的最高成就,是他天才的暴发。几乎安黎以后的所有思想,都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影子或雏形,他的才华在这部散文集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这部不怎么厚重的小书,在他所有作品中的序列,就如同《野草》对于鲁迅全集而言,就如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于此后尼采的全部著作而言。在这部集子里,安黎说文学是个宗教。事实上而此后的安黎,确实像个文学布道者,在社会生活中春风化雨般传他的文学之道。
下面是我这两天抄录的《丑陋的牙齿》里的语句,五、六年前读过的,下面划线作重点:
如果谁问我最讨厌身上的哪种器官,我会脱口而出:牙齿!
我们曾以十足的口吻颂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位冒险者的探索精神也许无可厚非,但他造成的恶果却源远流长。因他第一个尝到了螃蟹的香味,后来者要吃掉多少螃蟹呢?因他敢于吃螃蟹,后来者就敢于吃猫吃狗吃蛇吃虾……以至于吃人的祖先。这种一切都敢于拿来吃的勇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武松找虎只是一种毫无退路的应战,不应该把他作为人的楷模大加标榜。如果人人都成为武松,地球上的老虎恐怕早就绝迹了。
——《丑陋的牙齿》2、6页
我之所以被尼采理论中的精良部分所俘虏,在于我深切地感受到在今天的时代,物质很容易堆满我们的四周,也很容易堆满我们的梦境,但人们不再关心自己灵魂的贫穷和肮脏,金钱已成为这个时代唯一的图腾,金钱支撑起一个个高昂的头颅。过去的穷人,一夜之间变成了阔佬,于是呈现的第一个姿态就是向他人摆阔夸富;犹如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了皇帝,显得比世袭的皇帝更像皇帝一样。因而,当一个又一个的声音在惊呼中国已拥有一个“贵族阶层”时,我觉得异常刺耳。中国有多少贵族可言?所谓的某些贵族,不过是穷骨头换上了一身华丽的外套罢了,一个乞丐穿上一件黄袍可以充当皇帝,他改变了装束,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精神气质。
曾经作为贬义词而被任意蹂躏的“贵族”一词,近年来摇身一变,成了人们的掌上明珠。许多人愿意把它当成标签贴在脸上,以使自己熠熠生辉。然而,细细体察那些所谓的贵族,却给人有一种有衣无肉、有肉无魂的感觉,恰似在废铁上涂了油漆,散发着一种铁锈的光泽。我们的社会不需要贵族,但需要一种使我们民族走向卓越走向优秀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11页
天堂真是一个奇妙的“画饼”,类似于乌托邦式的人类理想。不同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虚无飘渺,一个遥遥无期。但共同点在于没有谁已亲身体验了这种生活,没有人能够为这种图景的存在提供自身的证明。

科贝尔说:“当你知道人间的钞票到上帝那儿已经作废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的布囊里的宝物在临死前分发给饿得面黄肌瘦的穷人。在回家的路上,只携带一颗仁慈的心足够了。”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回家的,在那个大家庭里回味我们的往事,我们一定会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和无知。在滚滚红尘里,我们迷惘得太久太久了。
——《归宿》14、15页
莎士比亚利用剧中一位恶棍的口说:“我们变成这样或那样,全凭我们自己。”这话喊起来异常豪迈,但有几个人能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这样”或“那样”呢?想当皇帝的人委实不少,但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绝不会像评职称那样随意增添名额。梦想“永垂不朽”的大有人在,但有谁真的没在时间的河流里朽烂呢?
人各有活法,不错,问题是我们在心脏还在跳动的时候,活得是不是人呢?
——《活人》17、18页
现在,我已不再惭愧自己不会说话了,反而庆幸自己不会说话。透明碧澈的语言之河,在流经人心之后,竟变成了漂满破鞋烂袜污水。我看到人的嘴说话,常常联想到工厂的排污口在汩汩地流淌污水。语言本来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东西,它像一道彩虹,深扎在两颗相距遥远的心中;它是一道桥梁,让两个人相互走近。但功利短浅的人们,并不怜惜它的纯洁,却在恣意地污染它扭曲它,于是,它堕落成一种工具,帮助人们去达到这个目的或那个目标。为了升官,就产生了恭维;为了发财,就产生了欺诈;为了满足虚荣心,就一味地自吹;为了维持关系,就尽情地客套;为了嫉妒,就忘情地诽谤;为了渔人得利,就无休止地唆是弄非……利益面前,人变得何等的卑俗和渺小。语言,不再用来交流思想,反而在思想与思想之间织起更厚的茧层,箍起更硬的铁皮。——《逃避说话》21页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怪癖:走路贴墙根,开会坐角落。这个怪癖常遭人误解:有人怀疑我袖筒里没准儿藏着偷到的什么东西,有人怀疑我心怀鬼胎,正在盘算什么帐目或要暗算什么人。“蔫驴踢人不防顾”,“咬人的狗不叫”……诸如此类的非议在我耳旁飞扬,弄得我莫名其妙,惊慌失措。——《逃避喧嚣》23页
一位老师对我说,若要看人,还是到澡堂里去看吧!在那里,人变得异常真实和平等。出了澡堂,人会因服饰的不同而显出贫富贵贱来。
这些话就抄在我笔记本的扉页上,成了我人生的箴言,也成了我人生的咒语。我的许多过错就是对人的服饰和标记视而不见,没有做到“区别对待”,而是饺子元宵一锅煮了。——《逃避矫饰》32页
警察是小偷的厄运,守门员是足球明星的厄运,计划生育专干是渴望生个男孩却偏偏生了个女孩的产妇的厄运。厄运来自于自然灾害,也来自于社会的力量,更多的则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是我们的厄运。——《逃避厄运》38页
我经常想,那些和尚道士之所以弃别一般人眷恋的尘世生活,到山林里寻找古庙栖身,是因为他们在寻找一片灵魂的栖息地,用来沉淀体内骚动的欲望。他们大多是半路出家,是饱尝了厄运的打击之后才做出如此抉择的。他们是一伙逃避者,是一群把自己捐给庙堂里的活尸。——《逃避厄运》40页
作者简介:

杨柳岸,陕西杨凌人,文学批评家,著有《守望家园》、《守望家园2》丶《安黎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