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私事

 

近日，徐东兄问我有没有去过深圳东边的洞背村，说那里现在还葆有纯天然的古朴村舍和原始山川，现代气息没有怎么侵蚀，有些艺术家聚集于此著书立说，问我愿不愿意抽空去走走。

在深圳生活了三十多年，确实不曾想到现代化的深圳还有这等仙境，我拍手称快。

这天上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和风徐徐，深圳的冬天“春意盎然”。他们接上我的时候，车上有小说家徐东，诗人李春俊和不亦。是不亦开的车。

徐东兄已出版著作十余部，目前又有两部小说集签订了出版合同。但他最近没把心思放在小说上，而是全心全意在“不务正业”——卖酒。每逢朋友聚会，他就念念不忘推销他的酒，也总是耐心给人解释卖酒是出于无奈。他想利用工作之余能多卖点酒，赚一些辛苦钱，早日把购房时欠银行和亲戚的借款还掉，让老婆和孩子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靠自己的辛勤劳作，不偷不抢，不贪不骗，这本来就是一个男人本该承担的职责，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正经事，但他总是觉得不好意思。说酒事之前，还要一个一个不厌其烦地解释大半天，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为此还写了一篇随笔《关于酒，关于信任》：

“我想我做酒，向朋友介绍时，是十分诚挚的。

成也好，不成也好，我都怀着一种感激之情。

我能张口推荐的，便是认为有可能需要的，便是认为经得起开口的。

成也罢，不成也罢，我都觉得禁得起。

我想这中间，大约也有着一种彼此信任的成分在的。

信任，真的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我不想辜负这种信任。”

他在履行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天职，却抹不开文化人的“臭面子”。我总是东拼西凑一些理由去宽慰他，没有人会觉得作家卖酒有什么不妥，深圳原本就是一个严重商业化的现代都市，没有浓厚的生意气息和氛围，也就没有今日之深圳。但他总是有一点点羞涩，一点点脸红，一点点底气不足。

我是第一次坐不亦的车，感觉这个兄弟开车也跟写诗一样“分行”，跳跃，而且习惯性喜欢用“顿号”和“破折号”，在向深圳东部飞驰而去的行程中，我们紧跟着他飘逸的“诗行”，身子跌岩起伏，抑扬顿挫。更让我们胆颤心惊的是，他说话时手舞足蹈，双手常常擅自脱离工作岗位。李春俊兄说他必须牢牢抓紧扶手，怕被不亦的飘忽不定摔出车外。

李春俊说不亦是一只“来自火星的螃蟹”。我横看竖看，都像。

我们的每一个话题，不亦总是成为自然而然的“反对派”。一个通俗易懂的事物他总要反着去想，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把一潭清水搅浑，能不能摸鱼再说，总之不能与他组成统一阵线。我不愿把他的言行定义为抬杠。他喜欢用他的奇思妙想竖立一片自己的森林，我们不是不愿走进去，既便是进去了也常常会迷路，甚至会走进他事先设计好的沼泽。而且，他常常异常地坚持和自信，不惜信誓旦旦，我们的“迷路”也许就是他的“胜利”，所以，要与他分辩出一个输赢来，难！

上次他送我一本他的诗集《来自火星的螃蟹》，我让他签上大名，他扭扭捏捏的说不好意思签，并“建议”我先不要读，若干年后想看时再看。这回我还真是纳了他的建言，至今也没打开他的诗集读过一首诗。我发觉，看到他这个人，仿佛就把他的诗全都读过一遍了——却全都没有读懂。谁他母亲说的“诗如其人”？简直就是真理。

车子出了市区，在沿海高速路上向东奔驰，过了大梅沙，穿过几个隧道，向上盘旋着拐了几道弯，开到洞背村时，已是中午吃饭时分，我们就径直奔餐厅而去。待我们坐定片刻，老诗人孙文波伉俪，黄灿然携女友和闺女等相继而来。对于孙黄两位老诗人，我早已久仰大名，但见到他们的真身，还是第一次，徐东兄把我一一“隆重”介绍给他们。我们选择在户外围桌而坐，直接接受冬日暖阳和微风的抚慰，大家客客气气地相互进行了一番嘘寒问暖，便开始大快朵颐。

坐落于马峦山半山腰的洞背村，青山碧绿，山海相连，村舍朴实，屋前房后的菜园里各种青菜葱翠，从村子仅步行就可抵达溪涌海滩，这样一个位于深圳边缘的小村子，像极了深圳的前世。置身其中，有“悠然见南山”之感，我真心喜欢。

看得出来，除我之外，他们常聚常散，非常熟络，这家餐厅可能还是他们的“根据地”。餐厅窗台玻璃上粘贴着一排大红字很是“耀眼夺目”：“本店服务宗旨：客人虐我千百遍，我待客人如初恋”。我从这字面上仿佛嗅到了一股“骚味”，难怪这般文人骚客如此喜欢这家乡村餐厅。

实话实说，这家夫妻店的菜肴着实不赖，虽说都是些简单的家常菜，譬如说相煎杂鱼，红焖家鹅，墨鱼吹筒子等，大家都说好吃，赞口不绝，村里自产的青菜我们竟然吃了四碟。一只饥饿的猫不停地围着餐桌打转，期待着诗人们施舍一些鱼骨头。黄灿然的女友似乎熟悉这只猫，她说：“鱼头是它的最爱。”见到这只猫，不禁让我多瞧了几眼。最近，我就被一件猫事缠身，有点点烦。

妻子有洁癖，家里常常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我和她都不喜欢家里除了走动的人之外，还有有腿能自由行动的东西。最近，儿子在上海被一只并不十分漂亮的野猫“讹”上了——他喂过它几次，它就天天蹲在他宿舍门口不走了。有一次它为了独享宠爱，与另外一只野猫大打出手时，把儿子也误伤了，我们赶紧催促他去医院打预苗，心里急得不行，恨不得立马飞过去把两只野猫一并办了。可不打不相识，受伤的他越发喜欢上它了，执意要把它带回家，我们发动了所有能发动的力量去游说，也动用了本人前所未有的知慧去“抹黑”野猫，劝他早日“改邪归正”，“回头是岸”，统统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把野猫的活动范围限定在他的卧室，书房，洗手间和阳台，并不惜破坏房间美观，在他的房门外安装了一个1.5米高的不锈钢闸栏，希望这只即将有家可归的野猫多少懂些规矩，自觉自律收敛起野性，坚守井水不犯河水的底线。

他在他的房间还给猫“搭建”了一座近两米高，“房间”众多，层次分明的猫楼大厦，供它消遣玩耍，并从网上购买进口的猫粮（国产猫粮没有不掺假的，猫吃了容易长肥和生病），猫的抓挠板，大小便器，木头鱼，老鼠和布娃娃等玩具应有尽有。

李春俊兄说我们做的有些过份了，既然儿子喜欢，就由他去吧。记得有人曾说过，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给人作儿子，老了给人作“孙子”，太形象了。其实，我也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要无条件接受这只不太可爱的野猫，因为那是儿子的至爱，我除了爱屋及乌，没有别的选择。

说到养宠物，孙文波老先生有点心花怒放。他先后养过几条狗，给他惹了不少事，有条狗尤其恶霸，狗仗狗势，轻则以大欺小，狗咬狗把别人家的狗咬伤，甚至咬死，重则还咬过前来串门的客人，而且直奔至命的部位——脖颈而去，弄得他除向别人陪礼道歉之外，还得赔人家医药费。

孙文波是四川人，他们家做饭炒菜少不了辣椒，狗跟着他们吃喝，久而久之，那些狗狗也全部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四川狗”，无辣不欢，特能吃辣。

可能是因为饥饿，猫围着餐桌叫唤，向我们乞讨东西。我最近上网查了一点资料，得知，猫是食肉动物，消化功能没有人那么强大，不能消化食盐，摄入过量就会至命，野猫的平圴寿命约在两年上下，猫向人们讨食实在是饥不择食，在死亡路上狂奔。

说到猫，黄灿然安静的闺女显然是有些激动，她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欣赏了一下图片。黄灿然介绍说她在上海从事纹身职业。这种工作在外国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在外国就经常遇见把自己的全身纹成花花绿绿的人，在电视上也能看到这样的歌星和球星，但在中国应该算是新鲜事物。他说纹身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创作，那些图案都是灵感的结晶，这也跟写诗一样，靠写诗养不活自己，她从事纹身职业暂时也养不活自己。

徐东兄说，黄灿然老师应该是香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位真正的诗人了，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国内非常有影响力，他写的诗也功力十足，独树一帜，出版了许多诗集。说到诗歌，他的话闸子一打开，总是滔滔不绝，媚飞色舞，表情丰富。

“在洞背村，

夜里太舒服，舍不得睡；

白天太漂亮，舍不得工作。”

黄灿然如是说。足见他对洞背村情有独钟，厚爱有加。舍不得睡，舍不得工作，那我们就谈天说地，品茗饮酒吧。

黄灿然曾长期生活和工作在香港，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见过大世面，心态比较淡定和随和，接受新鲜事物肯定要比我们大气和开阔。我原本以为他是香港本地人，在饭后爬山时，才从他的口中得知，他也是“文革”晚期为了填饱肚子而去的香港，先后从事过多份工作，四处飘泊，最后停泊在诗歌的码头，并构筑起自己在中国诗坛不可复制的江湖地位和风景。黄灿然说，香港曾经在西方围堵新中国时期，为国家和大陆人民做过许许多多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我们应该铭记，香港是中国面向西方世界的一扇不可替代的窗口。我深以为然。

走在坑坑洼洼的山道上，我们对这些原始风光不禁发出由衷的赞叹。山里静谧，树木葱绿，鲜花绽放，空气清新，使大家的身心得以彻底的放松，变得舒畅惬意。李春俊能一眼认出很多花卉树木，不论参天大树，而是绿腾花草，他总能说出它们姓甚名谁，这叫见多识广。据说，他曾经花了三个月时间，在西藏自驾游，走遍了雪域高原的草原雪山，村寨寺院，沟沟坎坎，写了许许多多漂亮的诗篇，现在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帕米尔高原，已与相关机构达成共识，计划花一年时间为帕米尔高原分别写一部纪实性散文和一部诗集。

那确实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美差，不但有诗和远方，还有坚定的后勤保障。俗话说，好事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想，黄灿然，孙文波，李春俊，徐东，不亦和李立都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我们都在向着自己的远方大步流星的迈进。在返回市区的路上，不亦说，他现在最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只有在小说里，才能构筑起自己想要描摹的理想王国。

我说，难怪，回来时不亦开车就踏实，平稳，顺畅多了，这或许就是小说家与诗人的区别。

                            2019.12.25

 

下期推出：

李立，湘人，红网《李立行吟》专栏作家，爱诗，更爱远方，去过六大洲，理想是睡好每一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