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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锋
暑假里，携妻女回老家看望80高龄的叔婶，一双善良的老人。席间谈起其邻居张三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因筹不齐学费，打算弃学之事，叔婶长吁短叹，为之惋惜。我也触景生情，忆起儿时的自己。
那年冬天，我上小学二年级。为了买演草本，母亲装上10斤地瓜干，让我去10里外集市卖。嘱咐好的，1毛钱1斤，少了不卖。没料想，买家均还价9分。捱了一上午，到散集也没卖得出。无奈，背起地瓜干回家。
回家路上，北风怒嚎，天下起了雪粒子。雪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一路上饥寒难耐，背上的地瓜干愈来愈重，两条腿直发软，举步维艰。此时，身后传来一阵马达声，声音越来越大。回头一看，一辆拖拉机驶来，是送公社机关孩子上学的。正好顺路，我便打手示求司机捎个脚。他翻起白眼狠狠瞪我一下，挥手让我躲开。当车擦身而过时，我下意识地抓住后车箱的把手，要爬上去。他突然一踩油门加快速度，把我重重地甩在了地上，身体还被惯力拖拽着擦地前行了一米多。我鼻子流血，脸擦去一快皮，地瓜干也撒了一地。拖拉机飞快地驶去，只把车上孩子们对我的嘲笑声留下…。回到家，我瘫倒在床上，有气无力的问母亲，＂那些坐拖拉机的孩子也卖地瓜干换演草本吗＂？母亲只是叹气，没有作答。
从那以后，我萌动了对家事的关注和人生的思考。
其实，我家原本是城市户口，吃国库粮的。父亲早年考上了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多，因战乱学校停办。经人介绍，又进入泰西公学（现聊城一中前身）就读。泰西公学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泰西地委创建的一所学校，名为公学，实际是鲁西的一所抗大式学校，延安抗大的“三八”作风，就是泰西公学的校训。崔子明、曲格平、崔建文、张华清、田健、等有影响的人物，均出自泰西公学。学生以学习为主，也经常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活动，父亲还参加了解放聊城战斗。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外地供电部门工作。论起来，他也算是老革命了。然而，父亲生性懦弱，不善言辞，保护和争取个人权益的意识也比较淡漠，加之供职单位的政治生态不尽如人意，工作了十多年，个人也没有进步。三年暂时困难时期，赶上单位裁员。作为一个老实巴交，一点人脉没有的外地人，父亲自然是最合适的裁减对象了。经过组织动员，个人申请，父亲便响应国家号召，＂志愿＂携一家人回到原藉从事农业生产，全家从城市转为农村户口。父亲也由一个国家干部转为一般农民。
境况还远不止于此。按常理，一个有知识的年轻人，在农民这个群体中，该是受人尊崇，大有作为的。然而，事物往往背着人们寄许的方向发展。父亲虽生在农村，由于自幼读书，从未介入农事，在农业生产和家庭经营方面是个地道的门外汉，加上性格内向，不善与别人交流学习，难以取别人之长提高自己。由此，在那个家家生活难苦的年月，我们家尤其深重。穷归穷，家却是很温暖的，弟兄姊妹从不争不抢，手足情深，温良恭俭让。父母宁愿自己吃苦，把最好的衣服省给孩子穿，最好的食物留给孩子吃。那一日，随母亲赶年集。卖东西换的钱少的可怜，舍不得给我买吃的，母亲一直惋惜。回家途中，见同村一生意老头在土崖前晒着太阳嗑花生。母亲扯了下我的衣服，＂等会儿＂。等老头嗑完花生，背起搭子走远后，母亲在一堆花生皮中扒拉来扒拉去，终于找到两瓣落下的花生仁。母亲一阵惊喜，急忙塞我嘴里。是炒制的，五香味。满嘴的香味绵绵半天，回味无穷！
在那时的农村，十一.二岁的孩子就能帮大人干活了。四年级那年寒假，父亲去百里以外的煤矿区卖姜买煤，带上了我，，任务是拉车子，看摊。那是第一次出远门，我很兴奋，使劲地拉车，省了父亲不少力。可是没走十里路，就累得不行，剩下的路程，全由父亲载着我走完的。推载重独轮车，行百余里路程，那算得上漫长啊。我清楚的记得，父亲并未显得疲惫，一路都在高兴地与我啦呱。平时是不善与我们交流的。我想，是否父亲从儿女的成长中看到了些许的希望？抑或父亲珍惜爷儿俩相处的机会而，有意多传递些温暖？
在煤矿附近的马路上，一矿工模样男子骑自行车越过我们急驶而去，车后座夹子上的豆腐皮＂bia 叽＂掉在地上。当我们发现时，骑车人已经走远。父亲趁没有人注意，急忙捡起来，顾不上找水洗，在棉袄上擦了几下，沾着的沙土依然不少，急着递到我手上，＂快吃掉吧，万一失主找来＂。半斤左右，我两三口就吞入肚中，那管牙碜不牙碜，只觉得很过瘾，饱了一次口福。那次旅行，充满了幸福。因为在外地，与父亲独处，充分享受了呵护。
如果把当时的农民也划分为若干个阶层的话，那么我家自然属于最低层级了。
正因了此，我感觉周边的人都很尊贵，很威严，很高大，须仰视才见。与人交往时，每每怀着诚惶诚恐，登高履危，胆战心惊，敬而畏之的心态。村西头有一勾姓男人，与父亲同岁，个头不足1.5m，人赐绰号＂武二郎“，长相却酷似武大郎，但嘴皮子很好，精气神不一般，为人夸张张扬，走路昂首挺胸的。擅长走上层路线，与领导们搞得火热。一有机会就去大队部提供村情咨文，很得领导的赏识，在村里算得上个人物。他去大队部须经过我家门口。每次见到他，我都急忙上前，毕恭毕敬地叫声＂勾爷爷好＂。但这位爷常常皱着眉，凝着脸，似乎在思考国家大计，像是没察觉到眼前站着个衣衫破旧的小孩子，不作一点反应。偶尔回应一次，也是简单的一个＂嗯＂字，是用鼻音发出的。
大队砖厂厂长姓郎，是姥爷读私塾时感情甚笃的同窗。因其家境贫寒，姥爷经常拿家里物品接济他，还不断带他来家里吃饭。但他天生不是学习的那块料，常常挨先生打板子，没两年功夫就辍学了。学优登仕，姥爷成了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他仍是穷困潦倒的草民。姥爷常资助他家。那年他老父亲身患重病，无钱救治，全家人一筹莫展。姥爷听说后，从省城带回好医生，挽回了老人的命。姥爷英年早逝后，两家再没有联系。可母亲知道这码事啊，就当作娘家门上的人，让我们兄弟姊妹管他叫＂姥爷”。
筹建砖厂那会儿，大队领导想派父亲去做会计，因为那时识字的人太稀缺了。这在当时无疑是个美差。既免了在农田的苦力，也经常出公差见世面，还能吃公饭，挣全额大队工分。可是郎姥爷硬是顶着不接受父亲。母亲便去向他求情。郎姥爷却一反往日对母亲的热情，板着一张赛非州人的黑脸，两片厚厚的嘴唇飞快地张合着，喷出很多唾沫，发出一串公鸭嗓音：＂大侄女啊，女婿学问那么高，我这小庙盛不下啊，还是去寻更好的工作吧！＂。不久，郎姥爷安排小舅子管了砖厂财务。再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因为合伙贪汚，姐夫舅子双双进了监狱。
我们班同学的家中，有爷爷是老革命退休在家的，有爸爸在县里做官的，有大伯在公社里当差的，有二叔是大队书记的，有姑姑是人民教师的，有哥哥当生产队长的，李四的姐姐嫁了军官，还许诺带他去部队上玩枪呢，等等，门庭上都有光环。就是我的家庭成员什么都不沾边。每念及此，就有一种莫名的东西重重地击打我的心。曾经听老师讲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诗句。我开始疯狂的读书。父亲是爱书的人，收藏了大量书藉，有文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还有医学的（旧社会做郎中的太爷爷流传来的）。它们便成了我丰富的精神食粮。起初，主要是从中寻求精神慰藉，渐渐地由自发转为自觉，主动地研究书中的人物，研究作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半夜鸡叫》的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高玉宝两人对我影响最大。他们的成功，无疑是茫茫大海上的灯塔，为我的成长鼓足了勇气，指明了航向，点燃了希望。居然有了写小说的野心，做起了作家梦。一上初中，就试着创作小说，可是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地才写了几千字，就写不下去了。底子实在太薄了。这才知道，小说不是轻易能写成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保尔.柯察金、高玉宝、张海迪的精神永远鞭策着我奋力前行。在那段近乎无书可读的历史时期，父亲的藏书对于我是如此的得天独厚，堪称我进步成长的兴奋剂，助推器，登天梯。想成功必须耐得住寂寞。我拼命地读啊，记啊，写啊，期寄那个积腋成裘，聚沙成塔，厚积薄发的日子早日到来。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课，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科科优秀，特别是作文，常作范文在班上宣读，还被印发至全校。盼望着，盼望着，只盼望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考大学，跳农门，吃国库。
可是，命运不济。当期盼的初中毕业来到时，憧憬以久的高中生活却没有如约而至。那时，高中还实行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招生。在推荐参加考试人选环节，因为不是贫下中农、党员、劳动模范、积极分子家庭出身，被刷了下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之沉重，显而易见，不言而喻。学生生涯结束了，弱小的身子不由自己的被裹挟进热火朝天的农业学大寨洪流中去。和大人们一样在田间里劳动，节秦紧张，繁忙而沉重，常常处于吃不消的状态，在煎熬中捱时光。见到从我劳动的田间小径走过的，背着干粮，挎着书包，谈笑风生，兴高采烈，成群结队地，去设在公社驻地的高中上学的初中同窗，我总是悄悄地躲到壕沟里，土丘后，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直到淡出视线。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也许我的意志还不够坚强，也许上帝对我的励志仍在继续。想至此，似是孟子的圣言在击打我的耳畔：汝切莫半途而废，半上落下，须砥砺前行，善始善终，推致而极其至！
我笃信，上帝终会眷顾，钢铁定能炼成。
＂你呆呆的，在想什么？叔婶问你话呢！＂妻子一句话，将我唤回现实中来。连忙让老叔把想弃学的邻居张三家人请了过来，晓之以读书对人生及家庭的意义，励其战胜困难之意志，勉其坚持学业潜心不移。并承诺有三，其一，帮助申办国家免担保、免抵押、免利息信用贷款；其二，帮助联系慈善机构或志愿者提供资助；其三，我与妻子每年资助5000元，直到毕业。邻居千恩万谢，叔婶激动不已，妻子拇指点赞，本人幸福温暖。因为，我帮助了当年的自己。
2019.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