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不曾远行的沂蒙歌者
王 筱

二十多年前,在泉城某院校就读时,从一位气度娴雅的女老师口中,最早听到刘玉堂先生的大名。她说,读刘玉堂文章后,对他笔下的沂蒙山水、沂蒙风情、沂蒙人物神往不已,佩服莫名,心想他定是一位玉树临风样的人物,不然何以写活一方人、一片山、一湾水,因此期待着见到本人。一个偶然的机会,远远看到了刘玉堂,只见他个子不高,穿着不洋,谈吐也说不上风雅,顿觉那诗画般的意境、优美的文字等竟一时找不到落脚处,为此怅惘了好久。
听那位老师绘形绘色的讲述后,对刘玉堂外表如何倒没放在心上,只想刘玉堂的小说一定非常好看,不然她不会激赏至斯,脑海里便印下了乡土的影子,极欲立即阅读文本,可惜在院校不大的图书馆里未能立即借到,加之忙于考研,细读先生作品的兴味便淡了些。
十多年后,系统组织文学采风活动,在渤海之滨的东营第一次见到了先生。突然发现印象与现实差得好远,意想中的土气与眼前中的儒雅竟半点儿边也扯不上,先生个子是不高,既不气宇轩昂,也不风度翩翩,但站在那里是一棵树,一棵迎风屹立的树,给人感觉很沉静、很淡定,虽则他讲的是乡土文学,人倒不似听到“土”,只是不像有些人西装革履,拿腔作调,他说话不疾不徐,像山间的溪水,潺潺湲湲,顺势而下,不时辅之恰到好处的动作,完全是本色“出演”,不知不觉让听众进入一种文学“场”中。
那天先生讲的是小说创作。面对众多的业余写作者,他既不高入云天,也不随意敷衍,结合创作经验,拈出具体作品,掰开了、揉碎了,娓娓道来。
他说小说一定要贴着人写,“高大全”、图解政策等都不叫贴着人写,因为那不是在写真正的人,那是在诠释一种概念,那是对公式进行形象化的解读。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假,但绝不能是假生活、死生活,文学所描述的对象不必是过去或已然,但须是可能或必然。无论情节还是细节,都要有生活的底子,没有坚实丰厚的生活底子,或依靠虚假不实的生活底子,笔下的人物就不真实,就不生动,就无以打动人,就虚无飘渺甚或与生活格格不入,这就没有贴着人写,这就与人性的展示渐行渐远。贴着人写,要用心体味生活,揣摩生活,咂摸生活,既不能像照相机一样原原本本地摄下来,也不能哈哈镜一样变形生活,它把人性中闪光的或卑劣的、切近的或幽远的、庄重的或轻快的,挖掘出来,梳理出来,表现出来。
先生边讲边打着手势,当他讲到方言写作时,悠然轻松中突然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只见他手高高举起,狠狠劈下,果决而坚毅,脸上没了笑意,有的只是疑惑、惋惜甚至是愤懑。我知道,先生是方言写作的践行者、倡导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使用了不少沂蒙方言,透过那带着山岚海气的方言,我们摸到了一个地方的脉,感悟到了一个地域的魂,深得评论界的认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但某位出版人编选其小说集时,着实惹恼了他。那是一位年轻的编辑,担心方言产生阅读障碍,便“建议”先生作些改动。先生回说,作品出来,对用词提出商榷、对个别细节甚或情节适当调整等都很正常,完全可以。但,那位编辑改得实在离谱,他提出把小说中用到的方言全改成普通话。先生说,对于那些容易造成阅读障碍的改动倒也无妨,可全都改过,那还是我的风格吗,那还是我的小说吗?更何况,普通话与方言并非一一对应,有好多话使用方言就传神,就引人发笑,就能适应特定环境,就能表现特定情绪,如果换成普通话立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何况有的方言在普通话中根本就找不到对称词呢!
先生紧接着幽默道,媳妇看着人家的好,文章看着自己的好,但写作者大多还是清醒的,能正确看待其作品,哪优哪劣,哪好哪坏,心里都明镜似的。先生说,我不好的地方你看不出来,倒要把我精彩的地方都给改掉,真是笑话!
面对编辑发过来的大段大段的删改“建议”,这位当代“赵树理”一扫素来的幽默,硬梆梆地一句怼过去:“你爱用用,不用算!”放下电话,不由地又恨恨地骂了句:“去你奶奶的!”他说宁可不出这本集子,也绝不能让他们乱改。事后,他又多次讲起这个故事:既然我的文章需要做这样大的手术,你还出我的集子干什么?既然你改得比我还好,干脆你自己重写一篇就是了!
那次我见识到了先生追求文学本真的梗直、坚守与自信。
和先生接触越多,对他了解也越多。他在参加税务系统组织的活动时,夸赞税务是一支有文化的队伍。他说一个单位对文化的重视,是品位的体现,是境界的展示。文化传递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温情,一种情怀。作为税务部门的写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能单纯地表现如何收税,收税的具体过程很难成为文学,就像农民工如何搬砖、怎么样和泥、怎么样砌墙等不足以成为文学,但其精神世界则可以进入文学范畴,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世界认识的角度、价值取向、表现形式等均有特异之处,这些特殊性具体投射到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人生之中,就有了文学的影子。对税务人来说,图解政策,解说流程、讲述服务等,任你说得如何细致、如何形象、如何动人,都只是宣传,算不得真正的文学,因为他没有从人性的高度去提炼。真正的税务文学是直击人心的,是深入到税务人精神世界的,这种精神世界是具有独特性的,把这种表现出来,就是文化的责任。
三年前,我们在泰山脚下组织文学作创作座谈会,先生应邀授课。那是一间不大的、略显陈旧的普通会议室,但毫不影响先生的情绪,他兴致极佳,谈笑风生,除讲小说写作要贴着人以外,重点讲写作要讲究语言。他说,什么体裁的文章就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不同体裁,各有各有的特点,各有各的语言,在语言的使用上,其间既有共通处,亦有明显分野。初学写作,由于感知语言的能力稍弱,不太讲究情有可原,进入专业写作或准备从事相对专业的创作,就一定要讲究语言。他说,写小说就要用小说语言,而不能用散文语言,用散文语言写的小说,肯定不是本色小说,只能算是客串,偶一为之,可能会搏眼球,但不具可持续性,也不会形成气候。小说阅读与散文等阅读不同,以散文体创作的小说,他带给人的阅读快感,远逊于本色的小说。他说,有个很要好的写散文的朋友送自己一本小说,用散文语言洋洋洒洒写成的几十万字的小说,但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就像一个田间劳作的农民、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非让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即使这衣服再漂亮、再合身也与环境不相适宜。他说,那小说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该有多累啊,“真佩服他的毅力!”
确实,小说、散文、戏剧之所以出现分野,就在于他们的表现主题、表现形式,而语言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混用,就变成了“四不像”,就像用京剧的唱腔唱河南坠子肯定不伦不类,就像用豫剧的唱腔唱越剧肯定让人啼笑皆非。突然想到聚宴时,当白酒换红酒时,对于要不要洗杯子,有人说:不用洗,反正到喝肚里都要会合。有人反对说,照这个说法,干脆把所有东西都煮一块、烧一块、炖一块算了,反正最后都要入口进肚的,那岂不成了大杂烩,方便是方便了,可美味又从何谈起呢?闻言,大家会心一笑。细想,倡导语言无分野与倡导各菜混煮者相类。
先生在闲谈或授课时常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颇值一记。他每有所悟所思即书诸纸,形诸文,躺到床上再细细琢磨。次日一早,到千佛山散步,正好晨风习习,寺钟悠远,山不高而林密,路不远而幽曲,他于拾级登山之时,细细推敲昨晚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地咀嚼,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随后由句到段,由段到篇,就这样在晨步的半小时或一小时里,文章也就定了稿。
听到这里,有人问先生:是不是把昨晚写的那文字全背下来了?先生答,那是肯定的,背不下来,怎能字字句句地推敲?自己写的东西都印在脑子里,其实也用不着专门去背。是啊,当思想成熟的时候,无论立意、结构抑或用词等,均已成竹在胸,自不必着意去背。这确是值得学习的好办法:写其所思所想,写真思想,而非假思想,写深层的,而非浅表的,更不写那些浮光掠影的、风一吹就散的东西。
其实,最早读到先生的作品,不是代表他乡土风格的小说,倒是他的评论集《戏里戏外》,对先生以戏看社会,论人生,说美好,砭丑恶,从戏里谈到戏外,深为佩服,不曾想先生脑子里装着这么多传统的东西,信手拈来,即让人眼前一亮,掩卷深思。那之后,才读到了他的小说,那是乡土的,属于沂蒙山水与沂蒙人的。文学界誉之为“当代赵树理”,这自然是称扬,是将其成就与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赵树理相类比,没听到先生对这种评价的评价,所以不知他本人的态度。但我总觉得有些不相宜。赵树理是通俗文学大家,他笔下的小二黑、旺才等早已脍炙人口,曾领一代风骚,但他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即文学为工农兵——文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的工农兵服务的时代,他的谋篇布局、他的语言风格很契合当时的现实,触到了时代的脉,摸到了工农兵的痒,因而风行一时,但当时就有评论家提出也要不断提高工农兵的审美水平。对于评论界称刘玉堂为“当代赵树理”,我颇不以为然,赵树理的风格与刘玉堂风格并不相同,虽都属农村体裁,但一山西农村,一沂蒙农村,一土改前后之农村,一改革前后之农村,二者各有千秋,不相承续,既非赵树理的重复,亦非赵树理的创新,刘玉堂就是刘玉堂,他就是齐鲁大地上的“沂蒙歌者”。其实,同类称誉多不切当,什么“当代李白”“当代曹雪芹”“当代蒲松龄”“当代鲁迅”等等,饭余闲谈则可,用于文学评论则蹩脚,因为任何的类比均取其表面相同处,而忽略了其根本上的差异,恰恰是种种差异性令文学保持生机或者不朽。
先生后期,散文评论多,小说创作少,这也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井喷式问世后再无小说作品问世,杂文成了他的最爱;王蒙、刘心武、李国文等大家也是如此,以小说名世后,或谈红楼,或讲老子,或论文化,愈到老年,小说愈少,散文评论愈多,一则他们阅世渐深,而精力渐衰,驾驭长篇东西体力有所不支;再则小说与散文评论相比,激情多,冷静少,年事渐长,理性常超越感性,有时甚至感觉形象的表达难以企及思想的深处等,更喜欢以简洁的方式表达所思所悟。就像东坡居士《与侄书》中所言:“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美学大家宗白华则概括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谓要妙!
见先生多次,听先生谈说多次,每有所晤,都如坐春风。
这位“沂蒙的歌者”走了,走得很突然,也走得很平静,但他不曾远行,他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沂蒙,回荡在齐鲁大地,回荡在中华文化的原野之上。
山山水、花花草草听到他“三日不绝”的歌声,也一定颔首三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