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远行的沂蒙歌者

王  筱

二十多年前，在泉城某院校就读时，从一位气度娴雅的女老师口中，最早听到刘玉堂先生的大名。她说，读刘玉堂文章后，对他笔下的沂蒙山水、沂蒙风情、沂蒙人物神往不已，佩服莫名，心想他定是一位玉树临风样的人物，不然何以写活一方人、一片山、一湾水，因此期待着见到本人。一个偶然的机会，远远看到了刘玉堂，只见他个子不高，穿着不洋，谈吐也说不上风雅，顿觉那诗画般的意境、优美的文字等竟一时找不到落脚处，为此怅惘了好久。

听那位老师绘形绘色的讲述后，对刘玉堂外表如何倒没放在心上，只想刘玉堂的小说一定非常好看，不然她不会激赏至斯，脑海里便印下了乡土的影子，极欲立即阅读文本，可惜在院校不大的图书馆里未能立即借到，加之忙于考研，细读先生作品的兴味便淡了些。

十多年后，系统组织文学采风活动，在渤海之滨的东营第一次见到了先生。突然发现印象与现实差得好远，意想中的土气与眼前中的儒雅竟半点儿边也扯不上，先生个子是不高，既不气宇轩昂，也不风度翩翩，但站在那里是一棵树，一棵迎风屹立的树，给人感觉很沉静、很淡定，虽则他讲的是乡土文学，人倒不似听到“土”，只是不像有些人西装革履，拿腔作调，他说话不疾不徐，像山间的溪水，潺潺湲湲，顺势而下，不时辅之恰到好处的动作，完全是本色“出演”，不知不觉让听众进入一种文学“场”中。

那天先生讲的是小说创作。面对众多的业余写作者，他既不高入云天，也不随意敷衍，结合创作经验，拈出具体作品，掰开了、揉碎了，娓娓道来。

他说小说一定要贴着人写，“高大全”、图解政策等都不叫贴着人写，因为那不是在写真正的人，那是在诠释一种概念，那是对公式进行形象化的解读。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不假，但绝不能是假生活、死生活，文学所描述的对象不必是过去或已然，但须是可能或必然。无论情节还是细节，都要有生活的底子，没有坚实丰厚的生活底子，或依靠虚假不实的生活底子，笔下的人物就不真实，就不生动，就无以打动人，就虚无飘渺甚或与生活格格不入，这就没有贴着人写，这就与人性的展示渐行渐远。贴着人写，要用心体味生活，揣摩生活，咂摸生活，既不能像照相机一样原原本本地摄下来，也不能哈哈镜一样变形生活，它把人性中闪光的或卑劣的、切近的或幽远的、庄重的或轻快的，挖掘出来，梳理出来，表现出来。

先生边讲边打着手势，当他讲到方言写作时，悠然轻松中突然现出金刚怒目的一面，只见他手高高举起，狠狠劈下，果决而坚毅，脸上没了笑意，有的只是疑惑、惋惜甚至是愤懑。我知道，先生是方言写作的践行者、倡导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使用了不少沂蒙方言，透过那带着山岚海气的方言，我们摸到了一个地方的脉，感悟到了一个地域的魂，深得评论界的认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但某位出版人编选其小说集时，着实惹恼了他。那是一位年轻的编辑，担心方言产生阅读障碍，便“建议”先生作些改动。先生回说，作品出来，对用词提出商榷、对个别细节甚或情节适当调整等都很正常，完全可以。但，那位编辑改得实在离谱，他提出把小说中用到的方言全改成普通话。先生说，对于那些容易造成阅读障碍的改动倒也无妨，可全都改过，那还是我的风格吗，那还是我的小说吗？更何况，普通话与方言并非一一对应，有好多话使用方言就传神，就引人发笑，就能适应特定环境，就能表现特定情绪，如果换成普通话立即味同嚼蜡，索然无味，何况有的方言在普通话中根本就找不到对称词呢！

先生紧接着幽默道，媳妇看着人家的好，文章看着自己的好，但写作者大多还是清醒的，能正确看待其作品，哪优哪劣，哪好哪坏，心里都明镜似的。先生说，我不好的地方你看不出来，倒要把我精彩的地方都给改掉，真是笑话！

面对编辑发过来的大段大段的删改“建议”，这位当代“赵树理”一扫素来的幽默，硬梆梆地一句怼过去：“你爱用用，不用算！”放下电话，不由地又恨恨地骂了句：“去你奶奶的！”他说宁可不出这本集子，也绝不能让他们乱改。事后，他又多次讲起这个故事：既然我的文章需要做这样大的手术，你还出我的集子干什么？既然你改得比我还好，干脆你自己重写一篇就是了!

那次我见识到了先生追求文学本真的梗直、坚守与自信。

和先生接触越多，对他了解也越多。他在参加税务系统组织的活动时，夸赞税务是一支有文化的队伍。他说一个单位对文化的重视，是品位的体现，是境界的展示。文化传递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温情，一种情怀。作为税务部门的写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能单纯地表现如何收税，收税的具体过程很难成为文学，就像农民工如何搬砖、怎么样和泥、怎么样砌墙等不足以成为文学，但其精神世界则可以进入文学范畴，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世界认识的角度、价值取向、表现形式等均有特异之处，这些特殊性具体投射到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人生之中，就有了文学的影子。对税务人来说，图解政策，解说流程、讲述服务等，任你说得如何细致、如何形象、如何动人，都只是宣传，算不得真正的文学，因为他没有从人性的高度去提炼。真正的税务文学是直击人心的，是深入到税务人精神世界的，这种精神世界是具有独特性的，把这种表现出来，就是文化的责任。

三年前，我们在泰山脚下组织文学作创作座谈会，先生应邀授课。那是一间不大的、略显陈旧的普通会议室，但毫不影响先生的情绪，他兴致极佳，谈笑风生，除讲小说写作要贴着人以外，重点讲写作要讲究语言。他说，什么体裁的文章就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不同体裁，各有各有的特点，各有各的语言，在语言的使用上，其间既有共通处，亦有明显分野。初学写作，由于感知语言的能力稍弱，不太讲究情有可原，进入专业写作或准备从事相对专业的创作，就一定要讲究语言。他说，写小说就要用小说语言，而不能用散文语言，用散文语言写的小说，肯定不是本色小说，只能算是客串，偶一为之，可能会搏眼球，但不具可持续性，也不会形成气候。小说阅读与散文等阅读不同，以散文体创作的小说，他带给人的阅读快感，远逊于本色的小说。他说，有个很要好的写散文的朋友送自己一本小说，用散文语言洋洋洒洒写成的几十万字的小说，但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就像一个田间劳作的农民、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非让他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即使这衣服再漂亮、再合身也与环境不相适宜。他说，那小说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的，该有多累啊，“真佩服他的毅力！”

确实，小说、散文、戏剧之所以出现分野，就在于他们的表现主题、表现形式，而语言是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混用，就变成了“四不像”，就像用京剧的唱腔唱河南坠子肯定不伦不类，就像用豫剧的唱腔唱越剧肯定让人啼笑皆非。突然想到聚宴时，当白酒换红酒时，对于要不要洗杯子，有人说：不用洗，反正到喝肚里都要会合。有人反对说，照这个说法，干脆把所有东西都煮一块、烧一块、炖一块算了，反正最后都要入口进肚的，那岂不成了大杂烩，方便是方便了，可美味又从何谈起呢？闻言，大家会心一笑。细想，倡导语言无分野与倡导各菜混煮者相类。

先生在闲谈或授课时常谈到自己的写作习惯，颇值一记。他每有所悟所思即书诸纸，形诸文，躺到床上再细细琢磨。次日一早，到千佛山散步，正好晨风习习，寺钟悠远，山不高而林密，路不远而幽曲，他于拾级登山之时，细细推敲昨晚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地咀嚼，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随后由句到段，由段到篇，就这样在晨步的半小时或一小时里，文章也就定了稿。

听到这里，有人问先生：是不是把昨晚写的那文字全背下来了？先生答，那是肯定的，背不下来，怎能字字句句地推敲？自己写的东西都印在脑子里，其实也用不着专门去背。是啊，当思想成熟的时候，无论立意、结构抑或用词等，均已成竹在胸，自不必着意去背。这确是值得学习的好办法：写其所思所想，写真思想，而非假思想，写深层的，而非浅表的，更不写那些浮光掠影的、风一吹就散的东西。

其实，最早读到先生的作品，不是代表他乡土风格的小说，倒是他的评论集《戏里戏外》，对先生以戏看社会，论人生，说美好，砭丑恶，从戏里谈到戏外，深为佩服，不曾想先生脑子里装着这么多传统的东西，信手拈来，即让人眼前一亮，掩卷深思。那之后，才读到了他的小说，那是乡土的，属于沂蒙山水与沂蒙人的。文学界誉之为“当代赵树理”，这自然是称扬，是将其成就与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赵树理相类比，没听到先生对这种评价的评价，所以不知他本人的态度。但我总觉得有些不相宜。赵树理是通俗文学大家，他笔下的小二黑、旺才等早已脍炙人口，曾领一代风骚，但他属于他的那个时代，即文学为工农兵——文化程度还有待提高的工农兵服务的时代，他的谋篇布局、他的语言风格很契合当时的现实，触到了时代的脉，摸到了工农兵的痒，因而风行一时，但当时就有评论家提出也要不断提高工农兵的审美水平。对于评论界称刘玉堂为“当代赵树理”，我颇不以为然，赵树理的风格与刘玉堂风格并不相同，虽都属农村体裁，但一山西农村，一沂蒙农村，一土改前后之农村，一改革前后之农村，二者各有千秋，不相承续，既非赵树理的重复，亦非赵树理的创新，刘玉堂就是刘玉堂，他就是齐鲁大地上的“沂蒙歌者”。其实，同类称誉多不切当，什么“当代李白”“当代曹雪芹”“当代蒲松龄”“当代鲁迅”等等，饭余闲谈则可，用于文学评论则蹩脚，因为任何的类比均取其表面相同处，而忽略了其根本上的差异，恰恰是种种差异性令文学保持生机或者不朽。

先生后期，散文评论多，小说创作少，这也符合创作的基本规律。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井喷式问世后再无小说作品问世，杂文成了他的最爱；王蒙、刘心武、李国文等大家也是如此，以小说名世后，或谈红楼，或讲老子，或论文化，愈到老年，小说愈少，散文评论愈多，一则他们阅世渐深，而精力渐衰，驾驭长篇东西体力有所不支；再则小说与散文评论相比，激情多，冷静少，年事渐长，理性常超越感性，有时甚至感觉形象的表达难以企及思想的深处等，更喜欢以简洁的方式表达所思所悟。就像东坡居士《与侄书》中所言：“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美学大家宗白华则概括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谓要妙！

见先生多次，听先生谈说多次，每有所晤，都如坐春风。

这位“沂蒙的歌者”走了，走得很突然，也走得很平静，但他不曾远行，他的歌声将永远回荡在沂蒙，回荡在齐鲁大地，回荡在中华文化的原野之上。

山山水、花花草草听到他“三日不绝”的歌声，也一定颔首三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