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漂泊的那些日子

尚启元

北漂的第一天是2012年11月22日，D356次列车载着我从济南驶向北京。当列车缓缓地在北京南站停站的时候，我带着梦想和欲望又一次踏上了这座再熟悉不过的繁华都市。

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出车站，一阵阵干冷的寒风迎面扑来，我紧了紧衣服的上领，在公交车站牌前，站了许久，仿佛感觉这是一个梦，一人手无寸铁、单枪匹马地来到了北京。然后我乘坐公交车到了夏家胡同，住在了附近的一家宾馆。接下来的日子，我奔波在租房子的路上，从朝阳公园到望京，再从望京到四惠，然后从四惠到三间房，终于租下了一间27平方米的公寓。那一刻，突然明白房子很小，但房子外面的世界却很大。

租到房子后，我换了北京手机号，各种网络社交平台的地点全都改成了北京。仿佛披上北京这层外衣后，身价在瞬间上升。毕竟人们都说，北京是一座让丑小鸭实现白天鹅梦的城市，只是后来我才知道，有很多白天鹅在北京变成了丑小鸭。

在27平方米的房间里，我继续着自己的创作，安心地做一名自由作家，靠稿酬维持着北漂的生活。有时候，为了赶稿子，我会把自己浸泡在那狭小拥挤的房间里，在烟雾缭绕中夜以继日地写作，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饿了就出门找点吃的食物，困了就躺在床上睡个觉。清闲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门四处游荡。或者，坐上公交车，从东到西，看着北京灯火通明的夜景。后来，稿酬已经无法满足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用，这让我的北漂生活，第一次感到如此的无助与恐慌。

2012年12月21日，疯传中的“世界末日”。夜晚时分，三里屯的广场上汇聚了很多的人，我坐在一个冷板凳上，身穿着一件加厚的黑色风衣。末日之夜，有的人在狂欢，有的人在哭泣，有的人在等待着黎明的到来。而就在这个夜晚，我突然觉得，我应该找份工作了。12月22日，东方的太阳照常升起。不久后，我幸运地地进入了一家在北四环的影视公司，从三间房到惠新西街北口地铁站，来回需要约四个小时，可我却非常快乐。

在影视公司工作期间，我与金海曙、蔣谧、祝明、黄田田等人一起并肩作战。这些同事也很快成为了我的朋友。我们在空闲的时候，会约着一起去南锣鼓巷的一家小酒吧喝酒，小酒吧的门脸不大，如果不注意的话，连酒吧的名字都看不到。每个夜晚，酒吧里都会坐满北漂的异乡人，在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有不少的情侣相依相偎地散布在各个角落，闪烁的碎光使每个人的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奇异的色彩，有些人的眼眶有些潮湿。或许，在这个既爱且恨的北京城，让许多人漂去了自己曾经的棱角。

在酒吧里，我认识了东子，他是酒吧的一名驻唱民谣歌手。东子27岁的时候，白天在阴暗闷湿的地下室里睡觉，晚上的时候来酒吧唱歌。而这一切也只是为了留在北京。留在北京究竟是为了什么，东子没有答案。他每天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不觉得疲惫，亦不觉得落魄。

北京的冬天寒冷不堪，空气中的雾霾，让人觉得越发的烦躁不安。在酒吧里，东子的歌声透着无边的荒凉浸透我的灵魂，一种绝望而凄美的气息扑罩而来，我知道从那一刻起，我喜欢上了民谣。与东子熟悉后，他会时不时地约我，还有民谣圈里的一些朋友一起去路边撸串，他会毫不吝啬地花掉一天挣得所有出场费，可是他脸上没有半点的兴奋，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整个空气中都是回荡着啤酒瓶抨击的声音。

2013年元旦，在影视公司的年会上，我见到了卢中强和川子，卢中强弹着吉他演唱着《织毛衣》。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杯中的酒。酒入口中，我瞬间感到一股灼热和麻木的苦涩。这种淡淡的苦涩，此刻让我想起了自己初来北京的日子，那第一次看见高楼的心动，那第一次乘坐北京地铁的好奇，那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自豪……

川子猛烈地喝了一口酒，然后从卢中强的手中接过吉他，弹唱起一首《幸福里》。后来，与川子聊天时，我才知道，当年川子在酒吧驻唱，离酒吧不远处的最高楼盘的销售经理找到他，让他创作一首关于幸福里楼盘的歌曲，送他二居一室的房子作为报酬。为这个天价楼盘写歌，川子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没几天，歌曲创作出来了。销售经理，售楼小姐等等工作人员齐聚在酒吧，听川子唱这首为他们创作的歌。当他唱到“幸福他在那里不在这幸福里，4万多一平米我们买不起呀！”的时候，销售经理已经按捺不住气愤的情绪去抢话筒，可是在销售经理抢走了话筒，川子还是把这首歌唱完了。虽然没有得到二居一室的房子，但这首歌却成了名副其实的房奴之歌。

电视剧《蚁族的奋斗》热播的时候，小西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应聘到了一家报社，就住在电视剧中的唐家岭。那时候，唐家岭的房价是一股劲地往上翻。初次见到小西，是在王府井大街上的一家茶馆，当时是因为一个热点话题栏目的约稿。她身材娇小，有一头卷曲悬垂的栗色长发，她的眼神中有一种无处躲藏的寂寞芳华。我们俩聊天的话题从约稿直接到了北漂生活。

在大而拥挤的北京，打拼的确不是很容易的，小西当然是很清楚这一点。她刚来北京的时候，住过唐家岭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厚着脸皮在同学家的地板上也睡过……当然，她也有过许多次离开北京的念头。可是她发现，她习惯了吃涮羊肉和喝北京二锅头，习惯了喝燕京啤酒和抽中南海香烟，习惯了去王府井和西单购物，习惯了看话剧和演出以打发夜生活……

而就在2013年这一年，我开始长篇小说《大门户》的创作，我时常到鼓楼的一家咖啡馆写作。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小曾。

小曾的家就住在鼓楼大街，但他经常骑着一辆据他说已经跨越过十八个省市的摩托车到处游玩，这家伙虽然音体美样样精通，而且是北京名牌大学毕业，但他却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工作。他平常除了给一些报刊杂志提供一些专栏文章和摄影图片外，其余的时间都是行踪不定，来去无影。此外，在小曾那么宽敞通透的四合院里，摆设却极其简单，但处处有艺术感。我当时特别羡慕他的生活，有北京户口，有房子，还可以放荡不羁地爱自由。

可是，小曾并不喜欢北京这座城市，所以，他选择了流浪的生活。每次回到北京，我都会和他喝几杯酒，这家伙酒量特大。最后见到他是在2015年3月的一个午后，我的新书《在路途中，遇见爱情》快要出版了，让他在内页写上一句话。他拿起笔，在A4纸上很快地写了一句话：趁自己还年轻，给一个自己旅行的机会。不需要去很多的地方，而在于这些地方成就了多少次全新的自己，而现在，鼓起勇气，背起行囊，说走就走。

我告诉小曾，等书出版了，在王府井和西单的大大小小书店里，就能看到我的书了。可是，没等过两个月，小曾在去川藏的路上发生意外。那个放荡不羁的少年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条永无止境的旅途上。如今，我写的一本本的书都摆放在了王府井和西单的书店里，可喜欢骑摩托到处流浪的小曾已不在了。

后来的后来，我的长篇小说《大门户》出版了，这本小说也成为我在北京漂泊的日子最好的慰藉。影视公司的同事祝明编剧的《旋风少女》成为了热播剧，金海曙编剧的《父亲的身份》一直占据着荧屏收视率的前三甲，黄田田策划的《心理罪》成为了网络剧的点击榜的榜单常客。东子在北京朝阳区亮马桥开了一家音乐酒吧，开业那天，他邀请了十几个朋友封闭起来狂欢。酒吧的木门陈旧，屋檐下挂着风铃，旁边墙壁的海报上边，还残留着整治雾霾的广告。小西也成为了报社的执行主编，把家搬到了离单位比较近的西城区。

而我在2016年9月，选择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济南。在无数个夜晚，我都会想起在北京漂泊的那些日子，从三间房到惠新西街北口，从白天的咖啡馆到夜晚的小酒吧，从那些陌生到后来熟悉的江湖朋友……

感谢北京，感谢曾经的自己。

原载于《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