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肝沥胆 翰墨春秋 

——记著名作家郭澄清

吴开晋 

    著名作家郭澄清先生离开我们已十三个年头了，但他那刚正不阿的人品及无畏气概仍深深地震撼着我。他那亲切、动人形象仍时时浮现脑际。

    1975年的春天，我带二名学生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一部散文故事集。有幸认识了颇负盛名的山东作家郭澄清先生。他瘦瘦的脸，中等个儿，穿着朴素，手中还夹着燃烧的香烟，完全是一副农村干部的打扮。原来他正在出版社修改三大部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这是写抗日战争生活的，已列入出版社重点抓的书目。为了他改稿方便（因他时常不眠不休，常常写到后半夜），当时没让他和其他作家住在四楼办公室临时改成的小招待所，而是叫他单独住在一个红砖小楼里的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里。想不到那儿不但成了各省市来京的作家聊天、痛骂“四人帮”文艺专制、交流信息的小“沙龙”，也是那部与“文革”极左路线唱反调，歌颂老革命家流血牺牲题材的著名长篇小说《大刀记》的最后分娩之所。从当时的亲眼所见和多次交谈及后来经他人的介绍，逐渐了解并目睹了他那感人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为创作《大刀记》至今尚不为人知的高尚品格。

    早在五、六十年代，他就是蜚声中国文坛的反映农村生活的成名作家。抗战时期，他参加了儿童团。解放战争中边战斗边学习，好不容易在老解放区读到中学毕业。入伍后还参加了解放济南的战役。解放后本可以在省城济南当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但为了他的文学梦，请求组织批准后便一直扎在老家山东宁津县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最初曾尝试新闻报道、故事、诗歌、散文等体裁的写作，后来便把短篇小说当成写作重点。1955年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他的较优秀的短篇《郭大强》引起文坛关注，从此便一发不可收。从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先后发表了在全国反响颇大的《万灵丹》、《老队长》、《社迷》、《社迷传》、《黑掌柜》、《公社书记》、《嘟嘟奶奶》等数十篇短篇小说。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4部。这些作品把农村中各类人物的音容笑貌写得活灵活现，不但在文坛上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而且深受农民群众欢迎，影响甚广。当1965年11月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中央、文化部联合召开“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郭澄清先生与李准、浩然、胡万春、王汶石、茹志娟等七人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受到大会的表彰。在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郭先生的短篇不但有阎纲、浩然等作家撰文加以评论，而且全国性的短篇小说选集都收入了他的作品。这次会后，他们七人又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英雄人物高唱赞歌》等的创作体会，受到广泛好评。

    1958年，他还写了一首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歌词《北京的太阳暖心房》。在地方报刊发表后，《人民日报》、《诗刊》立即加以转载，并由作曲家谱成了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广播电台播唱。中央台又作为“每周一歌”节目播出了很长时间，此后被评为优秀歌曲创作一等奖。诗歌、歌词创作他虽是偶而涉猎，但由于他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民歌、民谚的熟悉，加上充沛的创作激情，因而也取得了成功。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上级部门不断商调他到天津、河北等地区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当时宁津县属河北省，他都婉言谢绝。五十年代中期，他在县委当了一段宣传部长，但不久为了更好地和群众接触，便于写作，又到公社乡镇兼职，并搬回老家土屋去住。这就使他取得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不但向群众广泛了解村史、社史，观察各种人物，参加各项农村劳动，还用心学习农民的语言，做到使自己的作品让农民喜欢。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真实地揭示农村的各种矛盾，描绘各种人物，有意识地顶住“浮夸风”的干扰。比如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名篇《公社书记》，主人公就是一个不肯虚报产量，被打成右倾的基层干部。此篇寄到杂志社后，有的人认为不像公社书记，主张退稿。多亏老作家严文井慧眼识珠，在他的支持下才得以发表。要在浮夸风甚嚣之时写这样的作品，发表这样的作品，要有多大的勇气啊！只有他才能在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创作中，敢于顶风而上，独树一帜。他的大多数作品可说是为中国五、六十年代农村描绘出一幅真实生动的画卷，许多作品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到亲切和富有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人感到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瑰宝。

    他最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当属百万字的《大刀记》。由于他长期在农村工作之余，收集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资料和一些抗日斗争中的人物素材，积累颇多，在“文革”中挨批斗和“靠边站”的日子里就动手写作了，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已定稿。但在“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下，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印了第一部《血染龙潭》的内部征求意见稿，发至全国各省文化领导部门审查。百万余字的《大刀记》全书就压下不出了。等到3年后的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的整顿时期经过严文井、王致远、屠岸及责编谢永旺等同志的努力争取，才又把作者请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加以修订。但当时主管文化部的“四人帮”的干将，直接插手审查出版计划，尤其强调小说题材必须符合“文革”路线精神，硬说《大刀记》第一部“没有写党的领导”，更不符合“文革”路线，要全部删除。经过反反复复的斗争，最后又经出版社上述同志的想方设法，才把第一部《血染龙潭》作为很长的一个大“开篇”，保留了一部分，第二部《火燎荒原》加以扩大，第三部只好忍痛割爱了。在此期间，恰恰到了1975年七、八、九三个月，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整顿全面展开，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借机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的名义，硬是把这三大部凝集了作者数年心血的巨著出版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也同时加以印刷。当年秋天，当我接到澄清先生亲笔签名的《大刀记》由出版社寄到我手中时，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那些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里，在一九七五年那样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间三尺见方的小黑屋里，一位勇者凭着对革命和人民的深情，呕心沥血，以笔为“刀”，发出了“真理”的呐喊。《大刀记》以及以此改编的电影是对“民主派”们艰难曲折革命热情的热情讴歌，是对民族、民主革命战争的讴歌，当时正是大批特批所谓民主派——走资派的时候，所以当时有数不尽的读者来信，十分含蓄地感谢他给千百万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上了一课，让大家不忘记中国的革命事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大刀记》的出版深受文化专制下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喜爱，引起社会轰动，十余个省市重印达百万册以上。这表面上给郭澄清先生带来了荣誉，但实际上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与逼迫。那时，各省市的广播电台大都在播放《大刀记》，唯独中央台不播。据知情的朋友们讲，播放的报告上边不通过，原因是仍认为它不但没有在“开篇”（抗战前）写“党的领导”，而且这样的作品是为“民主派”招魂的，“不能为当前的反走资派斗争服务”。看来所谓“没有党的领导”只是一个借口，关键还是像这样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没写反走资派”。“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曾派专人到山东调查《大刀记》创作背景，是否有“走资派”、黑线人物支持。这样一来，作者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比如1975年秋《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评“大刀记”的文章，旁边就配上一篇《注意创作倾向》的短评，显然是批评《大刀记》与“文革”唱反调。据称，当时澄清先生很生气，曾向家人及亲友们表达他的愤怒。又如，上海电影制片厂要把《大刀记》改变成电影，但迟迟出不来，当时的文化部不是把导演、工作人员不断调换，就是在经费上卡脖子。设置障碍的原因，还是认为“不能为反走资派斗争服务”，“这把‘刀子’借不上”。就在《大刀记》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下台，上边召开创作会议，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支持，全国召集了十八名作家参加。会间，叫每个人都必须写“反走资斗争”的作品，并责令澄清先生写一部“反走资派”的中篇，其中还要影射周总理；还叫他放下手中正在把原《大刀记》第三部《光满人间》改写的《千秋业》。这使作者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但会后，他根本不理睬这一指令，又回到老家土坯屋里继续修改《千秋业》。可“四人帮”一伙岂肯放过他，于是像催鱼税银子一样，不断地来信，并通过当地领导部门催要稿件。由于他几年的拼搏，早已积劳成疾。尤其是《大刀记》未能原稿出版，先生内心极为痛苦，迫不得已而忍受割爱之苦，使他在创作《大刀记》时已发生过一次“心梗”。这一来，在“四人帮”爪牙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恰又看到邓小平同志下台，使他精神受到了很大挫折，于1976年5月间又突然得了脑血栓，病瘫在老家，时年才45岁！就病倒了。后几经转院治疗，并由省里医院的抢救，在一些老干部的关心下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但此时，“四人帮”的亲信们仍不顾作家的死活，又坐飞机赶到济南，到病榻前名为看望，实为逼债要稿。他当时因偏瘫不能多说话，但眼却能看见，心里也明白，竟气得浑身发抖，使病情又反复加重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顶着压力不弯腰的硬汉子，当“四人帮”垮台时，《人民日报》在全国首批约请郭兰英、郭澄清同时撰写批判“四人帮”文艺专制的文章的同版发表。他在病床上一挥而就，发表了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呐喊之声。文章发表后，中央电台、山东台及一些兄弟省市电台，都立即加以广播。这才是《大刀记》作者由衷的心声。要知道，郭澄清先生“文革”十年中没有写一个与“文革”相符合的铅字，这在当年事多么难能可贵呀！因为郭先生的骨头很硬很硬。就在先生最后卧病偏瘫床榻的十年间，他还以顽强的毅力，整理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麦苗返青》；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龙潭记》、《决斗》、《历史悲壮的回声》、《笔》；一部长篇叙事诗《黑妻》，还有若干诗词、诗歌、散文作品。另一部长篇《纪晓岚演义》未能写完。由于他中风后偏瘫，握笔不便，时常用嘴叼着笔杆写字。在去世前一个小时，直至昏迷前手中一直提着笔，人们曾称赞他为中国的又一个保尔式的作家。

    澄清先生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一生乐于助人。曾帮助了不少普通群众，中老作家，还培养了不少文学新人，可说呕心沥血著华章，披肝沥胆助他人。比如，他把多年所得的稿费，除了一部分交党费外，还出资帮助家乡办起了小工厂、建起了学校，为一些军烈属，贫困户修了房。他对青年作者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做到了有信必复，有稿必改。其中有不少人已在文坛上小有名气。再比如七十年代中后期，就在他任省文化局党组成员和创作办主任的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他又为几名老作家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奔走呼号，使他们在当时恶劣政治气氛下得到了部分维持生活的一点工作。同时还冲破“文革”专制为省内几位有影响的中年诗人、作家尽早安排了部分工作。这在当时真是谈何容易啊！至今人们仍时时念起。然而，他对自己的生活待遇却从不计较。后来他已成为省政协委员、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省里还给他分了一套好房子，但他为了和群众接触，一直坚持住在老家的土坯房中。郭澄清先生终生在他的工作单位省城没有一间住房。除了治病以外，始终在那生养他的家乡土屋中不停地笔耕。他的一首《病中抒怀》古体诗可说明他高尚的情操与人格魅力：

稻经酷暑米更香

 麦经严寒面更甜

 千里松涛青万古

 梅花怒放傲春寒

（本文原刊于《齐鲁名人》 200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吴开晋，1934年11月生于山东省阳信县。幼年随祖父吴朝海在家乡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45年赴北平读高小，初中。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1949年后历任华北大学三部及中央戏剧学院普通科学员，部队文工队创作员，吉林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先后出版《现代诗歌艺术与欣赏》、《新时期诗潮论》（主编、合著，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当代新诗论》、《新诗的裂变与聚变》等。创作方面有诗集《月牙泉》、《倾听春天》、《游心集》，散文集《从黄果树到尼亚加拉》等。此外还主编并合著了《当代诗歌名篇赏析》、《三千年诗话》、《三上文库·古代诗词卷》、《唐诗宋词名句三百》等。学术著作多次获省部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