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书中常有人脊梁
钱欢青
秋天的龙子峪天高云淡，村口地里一大堆的花生，是刚刚收起来的。人群熙熙攘攘走过去了，我就想，要是刘主席也在这人流中，一定会高声问那地里的农人：老乡，今年收成怎么样啊？你家几亩地？
但是刘主席已经不在了。
我们是为刘玉堂文学馆的开馆仪式而来。仪式在山野中的一块平地上举行，平底边缘已是斜坡，凳子放不平。平地尽头立起一块板子，领导们挨个上去讲话，风吹原野，我只听见刘主席的公子悲伤深情的话语。还有沂源本地的一位官员，说起一个刘主席热爱家乡的细节：有一天天降冰雹，霹雳吧啦砸向人间，刘主席在济南家中阳台跪下，嘴里念念有词，祈祷冰雹有情，不要砸向沂源家乡。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眼中一酸，想起来一个从穷苦农家走出来的人，如何靠一支笔挣出一片天地，想起来一个飘荡的游子，内心里怎样时时涌动着故乡的云。无论小说、散文，刘主席下笔最多的，永远是乡村的小人物，即便酒桌饭席，他说得最多的也是村里那些好玩极了的小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过的一个农民，大跃进时期，在地里劳动间隙，一手拿着煎饼吃，一首拿着人民日报学习，农民没文化，为了把话说得对仗，把人民日报简化成了三个字。这诙谐幽默中透出的荒诞，于是变得极有“冲击力”。每次刘主席演起这个喊口号的场景，都让人哈哈大笑。但笑过总会有一缕心酸浮上心头。——你无法不心酸，当荒诞的天空笼罩无边的土地，土地上那个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农民，阴差阳错地解构了这铁幕般的乌云，提示我们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最最重要的，乃是人的尊严。
在这一个意义上，执着于写沂蒙山区的小人物，当然也是在身处无情历史的每一个小人物，挣得人而为人的尊严。
所以，挂在刘玉堂文学馆中的书画作品众多，我最喜欢的却是书法家王瑞写的李心田评刘玉堂的话：“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书法飘逸潇洒，评语真切有力，是文意、书法珠联璧合之作。想起来以前常常和刘主席一起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和大部分人一味的夸赞不同，刘主席在说一部作品的优点之外，一定会再指出它的缺点，说得兴起，还会反复阐述。而所有的观点，都是自己读过作品之后才发出的。去各地采风也是如此，不说假话，即便一个大城市，他也要把小县城的笑话写进去。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能不被虚荣和糖衣吞没，而依然保有一颗赤诚之心，殊为难得。
如果刘主席自己来，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文学馆，三个朴素的农家院落，里面却设计得很有品味。三个院落，一名沂河源，二名燕子崖，三名钓鱼台，不仅有刘主席生平照片、手稿、作品、生前所用之物，还有会务中心和文学之家。是如他生前所愿，希望文学馆能哺育更多的乡村文学青年。
午饭就在距文学馆不远的桃花岛，一汪水居然深蓝深蓝，一叶小舟系岸边，风吹起来也没有意思尘土，只有波光粼粼的水面。饭菜也好吃极了，又有人唱起歌来，歌曲和歌声却那么伟光正。我又想，要是刘主席也和我们同桌吃饭，会多么开心啊，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拿过话筒，唱一曲《小放牛》，唱完牧童唱村姑。
《戏里戏外》第一篇，刘主席写的就是《小放牛》，在牧童与村姑对唱多次“那个也无妨”之后，牧童至死不改：“一命见阎王，那个也无妨，阎王爷面前我诉诉冤枉，纵然死在阴曹地府，转一世也要与你配成双。”终于金石为开，那村姑为之所动，与他一起唱道：“转一世咱们两个配成双么咿呀嗨。”
文章最后，刘主席写道，“依然能记得，我第一次看五音戏《小放牛》，他二位牵着手下场之后，咱还意犹未尽，以为他两个还能出来着，等了半天没出来。我问一块儿去看戏的二姐和小姑，那两个小孩怎么不出来了？她两个对视一眼即暧昧地笑了。我二姐说，早换了戏了，他两个再出来算干吗的？那成关公战秦琼了。我小姑则说，是让那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吧？臊得咱了不得。”
哈哈哈，刘主席，您写得可真是好玩极了。
（写于2019年9月25日 ）
【附录】
刘玉堂：用乡村温暖抵抗城市冷漠
（本文原载于2007年5月8日《济南时报》，记者钱欢青）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刘玉堂的五卷本文集近日由黄河出版社隆重推出。文集分为长篇卷《乡村温柔》、中篇卷《县城意识》和《乡村情结》、短篇卷《一头64年的猪》，以及随笔卷《好人似曾相识》。
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称刘玉堂是“最幽默的作家之一，也是这个年代里最能给人温情与暖意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富有浓郁的乡土情怀，善于营造生活实感，注重以民间话语的立场和自然幽默的语言，刻画和把握芸芸众生在历史境遇中的现实命运及心灵历程。他的随笔则以心灵对话的方式，关注和剖析复杂的社会心态，善于从凡人琐事中营造文化品位，朴实而不乏睿智，幽默而不乏温馨。
在我们被这些从灵魂深处流淌出来的文字感动之前，且让我们先来听听作家自己的心声。
关于文集——一套让人快乐和沉思的书
记者：您对这套文集如何评价？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应该怎么说？
刘玉堂：我在编这套文集的时候，有一个听上去有点俗、做起来有点美的愿望，就是我要将它献给我自己，献给爱我、喜欢我的人。它当然不是我创作的全部，但我自己最满意的东西差不多都在这里了。我个人主观愿望上是想让它书如其人，质朴、大方，同时又不乏情趣与可爱，总之是摆在任何人的书架上都不会让主人脸红和尴尬的书。
出版者将其定位为“一套让人快乐和沉思的书”，我同意。亚里士多德说：“生命的本质在于追求快乐。使得生命的快乐途径有两条：发现使得你快乐的时光，增加它；发现使得你不快乐的时光，减少它。”当下的人们特别我们小人物确实也需要快乐，需要一点幸福感，希望这套书能为读者朋友增加些许快乐的时光。
关于写作——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记者：出文集是一个作家对自己此前生涯的一个总结。您自己如何评价您此前的创作生涯，出文集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金盆洗手，从此搁笔？
刘玉堂：编这个文集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没有对我此前的创作生涯做一个总结的概念，一些比我年轻得多的著名作家都出过各种各样的文集，好像也没有总结创作生涯的意思。它可能是一个阶段的创作成果的总结和检阅。我在自序里面说过，编这个文集的时候，我会经常不顾浅薄地为自己所感动，我怎么这么会写呢！若现在再让我写同类题材的东西，我写不出来了，不免生出些人之将老的伤感；同时也会让我稍感安慰：我曾经比较刻苦地努力过！
我从少年时期即开始做作家梦，并对文学创作孜孜以求，好不容易当上作家了，怎好轻易放弃？几十年的创作生涯，让我养成了一个写作的习惯，几天不写手就痒痒。再说让我干别的我也不会，故我不会轻易金盆洗手，我的理想和信念是：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关于民间——用乡村的温暖抵抗城市的冷漠
记者：和张炜作品中具有强烈道德担当的民间世界不同，您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多轻松幽默淳朴可爱的鲜活的民间世界，您对“民间”和“乡土”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您作品中的民间和莫言作品里的民间又有什么区别？有人将您称作“新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传人”，您是怎么看的？
刘玉堂：所有作家笔下的民间与乡土，都不是客观与事实上的民间与乡土，差不多都是作家观念、意识和情感化了的乡土，无论它是怎样的原汁原味！我所理解的民间与乡土，至少包含着这些内容：对于传统的固守，对于昔日事物的留恋，对于一种文明的追溯和衔接，还有真切的感知与参悟，幻想与浪漫。一方水土可以成长一个人的血肉，也同样可以养大一个人的灵魂。乡土作家应该有着一个独创的心灵与话语世界，温情与执着一起滋生，心气高远而又极端质朴，他的不间断的劳动被一种平凡的色彩包裹了，但他的人生却因此而变得神奇，令谁都无法复制和替代！
我的写作与我的观念、心地、性格乃至经历都有关，我对温暖、温情、温柔、温馨这样的字眼格外敏感，这或许也是对冷酷、冷漠、冷淡等等的一种规避。乡土、乡村是乡土作家的理想和归宿，故我每当感受城市冷漠的时候，我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写一批特别令人温暖的东西，用以自我安慰和慰人！
至于“新乡土小说代表性作家”之类的说法，可能是评论家为了便于归类和写文章的需要说出来的，但听上去不难听，故我并不虚伪地拒绝。我初学写作的时候，确实模仿过赵树理，但也模仿过鲁迅、深从文、孙犁等作家。最近有一位朋友写了篇有关我的文字，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认同，恕我在这里引用一下：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大起大落的矛盾与冲突，更多的是场景、是氛围，是原生态的人物和生活，且完全由细节连缀而成。他不靠故事打人，而是靠氛围熏人，靠细节感人，靠语言粘人。这大概就是新乡土小说与传统乡土小说的区别之一，也是成就刘玉堂先生之所以成为新乡土小说代表性作家的原因与标志吧？
关于方言——越是地域的，越是民族的
记者：您的小说中有不少沂蒙山方言，比如“怪单调”、“老杆”、“甭价”……这些方言会影响您的作品在更大范围传播吗？
刘玉堂：我是一个为数不多的用方言写作的作家之一，用方言写作容易出味儿、出乡土和生活气息。但这主要是由题材决定的，用沂蒙山语言写沂蒙山生活，会更加真实和自然、更加贴切与亲切。写城市或部队生活的东西，当然不能用沂蒙山方言，我正在写的城市郊区生活的长篇，也不会用沂蒙山方言。你从这套文集里大概也能看出，我有几套写作的路数和语言表达的方式，我早期的作品，语言也很洋，甚至非常欧化，待写到沂蒙山生活的时候才有意土起来的。我说过，由土而洋容易，任何一个初学写作的人都能办到，而由洋到土，却非易事，这要有自觉的艺术追求才能办到。好在我所用的方言，其他省份的读者差不多也都能读懂，很孤僻的方言，我也不会用。
但确实也有朋友向我说起过，因为没有农村生活特别是沂蒙山生活的经历，对我大量使用的方言土语，还有不时出现的“尴这个尬”、“幽这个默”什么的，觉得有点硌涩。这对我也是个警示，除去题材和人物需要之外，此后在叙述语言上得注意了。 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方言写作会影响更大范围的传播。越是地域的，就越是民族的。我不相信南美与欧洲会用一样的方言，但并没影响他们之间的传播、交流甚至相互渗透。
记者：现在的文学界，城市化的欲望写作十分流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的纯然世界日益走向人们关注目光的边缘。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乡村写作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刘玉堂：我对乡土小说的创作和出路一点也不悲观。乡土文学在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是魅力长存、常读常新的。一个有着九亿农民的大国，离真正的现代化还远呢，更甭说现代意识了，你想让他不关注乡土文学几乎不可能。关键还是有没有好的乡土小说出现。乡土小说应该是大乡土，它强调生命与土地的血脉联系，强调生活的根基与土壤，既可以是原汁原味的，也可以是浪漫飞扬的，只要写作的态度是朴实的，城市也应该是我们的一方“乡土”。
关于生活——可以几天不写作，不能一天不思考
记者：在这个时代，很多作家都觉得靠稿费生活难以想象，所以都不得不进行业余写作，因此有的作家抱怨生存的压力让他们的写作渐渐丧失了独立性，您的稿费够您花吗？你平均一个月能拿多少稿费？您有让稿费影响您的写作独立性的时候吗？
刘玉堂：我首先说明，我不是仅靠稿费生活的人，据我所知，中国作家都有一份固定的职称工资收入，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引人为豪并保持创作独立性的原因之一。若让作家仅靠稿费生活，那要有相应的配套机制。比方说，纯文学创作与影视剧创作，稿费收入合理、公平吗？农民种粮食收入偏低，国家会出台相应的补贴办法，纯文学创作稿费偏低，却没有相应的补贴，这也是为何会让作家拿职称工资的原因之一。
作家的稿费收入都是透明的，我们所领到的稿费也都是税后的，任何一个出版社都不会为了巴结一个作家而冒偷税漏税之风险。说到拿多少稿费，你看我写多少文章、出多少本书就能算得出来。我也不会为了稿费而影响我创作的独立性，我当初发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稿费这一说。
记者：您现在一天会花多少时间用来写作？除了写东西，您平时都爱干些啥？
刘玉堂：我没有固定的写作时间，想写就写，灵感来了、构思好了写得就多，没感觉或没想好的时候就不写。有时遭遇约稿，还会加班加点甚至昼夜不停地写。海明威说，我写不下去的时候自然就不写了，写得很顺手的时候也会停下来，这样再接着写的时候就会永远觉得有的写。我有意识地学习他，却常常是不写的时候多，永远有不写的理由。除了写东西，我主要是看书和思考。我年轻时，可以说没有一天不写作，现在只能说，我可以几天不写作，但没有一天不思考。
刘玉堂：戏里戏外说乡愁
（原载于2014年6月4日《济南时报》，记者钱欢青）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城镇化的进展，地方戏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是肯定的，即使现在仍然传唱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剧目也会逐渐被淡忘，但应该不会完全消失。作为乡愁的重要元素，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如同石(铺路、碌碡垒墙，也像在游船上唱小曲一样。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哪里来，回哪里去，它来自民间，也会重归民间。”
这是著名作家刘玉堂在其新书《戏里戏外》的序言中写下的文字，从十多年前就开始准备“写写山东的地方戏”，到如今新书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光阴如箭，虽然有的戏依然还在消失，但让他欣慰的是，这本书，至少给了惶惑无根的现代人，一个找寻乡村记忆的线索。虽然也许，过上几年，落在书中的这些记忆的线索，也再难在现实中找到。
“海迪父亲送我一套地方戏剧目汇编”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这样一本有关山东地方戏的书？
刘玉堂：准备工作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大约是在2002年，那时候我正在写长篇小说《乡村温柔》，接触了很多风俗民情，当时我就想：什么最能反映一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地方戏！从那以后我就老想找一些小时候听过的地方戏的词儿，可是到处找不到。我去山东吕剧院找，问他们这些地方戏的词儿是怎么回事，他们也找不到剧本，只能找来演员给我背诵。
后来有一天我到张海迪家去串门，海迪的父亲是老一辈的戏曲工作者。在海迪家一个角落里，有一个落满灰尘的大箱子，海迪父亲说打算当废品卖掉，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整套《山东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汇编》。我如获至宝，赶紧跟他说别卖了，送给我吧。搬到家里细细看，原来这是1954年省里的文化部门到山东各地，给地方戏的领军人物记录整理的剧目汇编。大部分地方戏，都是言传身教，很少能留下文字资料，因此这套剧目汇编十分珍贵。这些剧目，有的已经绝演，有的还在演出。令人惊喜的是，我小时候没大看懂的那些地方戏，都能在这套书里找到唱词儿。
到了2004年，我开始在报纸上开设有关地方戏的专栏，一边写，一边就觉得，地方戏的萎缩和消失也许是必然的。所以后来我给《戏里戏外》这本书写的序言的题目，也叫《为了逐渐消失的纪念》。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听着地方戏，但又目睹了地方戏正在消失的境遇，所以内心里总是非常忧伤，也充满着无奈和怀念。好的地方戏，一定能流传下去
记者：从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保留地方戏有哪些意义？
刘玉堂：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是重复。一个人重复地做一件事，我们通常叫作“习惯”，一群人重复地做一件事叫“习俗”，一个地区或民族重复地做一件事就叫“传统”。很多地方戏背后其实都勾连着深厚的传统。比如，在济南的公园里，我们经常能听到票友唱“马大宝喝醉了酒”，很多人都不明白这是咋回事儿。它其实出自吕剧《借亲》，说的是两户大户人家要结亲，双方都听闻对方很丑，就不约而同找了“替身”去相亲，没想到两位“替身”本就有意相好，结果真的就拜堂成亲了，成就了一段“穷配穷，富配富”的故事。那马大宝为何喝醉了酒呢？因为他的小买卖生意不景气，喝醉了酒，财主家想雇他的女儿去当相亲的“替身”，马大宝不同意，财主于是趁他喝醉了酒，按下了他的手印。
记者：从您接触的那么多地方戏来看，哪些剧目更有生命力？
刘玉堂：地方戏事实上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需要文化部门采取措施，把优秀剧目录下来。或许这也是一种保留的途径。
另外，多创作一些贴合地方戏特点的剧目，也非常重要。有些地方戏的剧目很快就会消失，但有一些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至今依然在唱。这些生命力极强的剧目有这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比如宣扬仁义礼智信的内容；二是关于地方文化的，反映乡风民俗，歌颂劳动和爱情的，比如《喝面叶》；三是给穷人精神和情感抚慰的，比如《七仙女》、《河蚌》等；四是反映少男少女童真童趣、情窦初开的戏，比如《小放牛》、《打猪草》等。而一些生命力不强的剧目，往往因为和政治、政策贴得太近（比如宣传计划生育的地方戏），忽略了地域文化，忽略了戏剧基本的创作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好的地方戏，一定能流传下去。
别让“乡愁”，变成“乡痛”
记者：既然地方戏曲的萎缩不可避免，那如何才能把这传统文化保存下去呢？
刘玉堂：前些年我到沂蒙山区旅游，在好几个景点我都发现了同样的场景：用石(铺成一条路，用碌碡垒起一堵墙，或用碾盘铺就一个小广场。看到这些，我心里就泛起一种亲切与沧桑感。上世纪80年代，这些东西在农村还遍地可见，人们都还在用着，这才多久，村民们就不用它们了。但总归还能让我们看得到，铺路或者垒墙，或许也是一种保存或纪念的方式吧！
地方戏的出路，也许和这些石(、碌碡的情况差不多。有一次到微山湖采风，当地文化馆给我们准备了几个节目，有人自拉自唱小曲儿，我听着耳熟，一问才知道人家表演的是柳琴。原来，滕州市柳琴剧团解散后，一个业务骨干就留在了文化馆，有个什么事，就叫他们去演出。而这些极具当地特色的小曲儿，也许最能受到旅游者的欢迎。地方文化的核心是差异，是与其他地区文化不同的部分。而最能代表或反映地方文化的就是地方戏。如同吕剧较之于京剧，较之于越剧、豫剧、川剧、黄梅戏等有明显的不同一样。
地方戏还是构成“乡愁”的重要元素之一。什么是“乡愁”？乡愁是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脉青山，一泓碧水……是世代相传的共同记忆。当然，乡愁还是家国情怀，是文脉延续，是精神归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根脉、灵魂和风韵，每个地方的人也都有着独特的乡愁记忆。现今在一些地方，却被“跑偏”的城镇化列车碾得支离破碎，曾经的美丽“乡愁”变成了令人难以释怀的“乡痛”。
【作者简介】
钱欢青，浙江诸暨人，200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现为济南时报文化副刊部副主任，济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文物考古报道，曾获2003年度全国晚报文化好新闻一等奖、2005年度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7年度山东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著有《考古济南：探寻一座城的文明坐标》《齐鲁国宝传奇》《大美齐鲁》《古村落里的济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