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记
文‖朱钟昕
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打工浪潮我辗转奔波于浙江义乌，广州等各大城市，事与愿违一无所获。但上天总会眷恋于敢闯敢拼勤劳善良的人们，1996年我终于在深圳有了落脚点，进了一家有着一万多人的外资鞋厂。
每天三点一线，车间、食堂、宿舍，宿舍、车间、食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加班加点。底薪180元，算上加班费，全勤奖……满打满算也就三百多元的样子。
农村出来的娃都好面子，在外有苦不愿诉有泪自己尝，遇事不敢吭声，怕父母牵挂、兄弟亲人们担心、怕乡邻们看不起，同学们笑话。
发工资了不敢乱花一分钱。下班后闲游在大街上大排档旁，斜着眼晴偷看着形形色色的诱人食物直吞口水。摸着口袋里不多的钞票总是没有勇气拿出手，因家里还有等着买米下锅的娇妻和嗷嗷待乳的婴儿。
好不容易快熬到过年了，跑到地摊市场上东逛逛西瞧瞧，挑一件自己中意的衣服，忍痛掏出藏在内衣里还带着余温的钱，舍不得出手，与地摊婆讨价还价啰嗦了半天，终于少了一块二块的付上，心满意足的准备打道回府。转过身来在门口迎面碰到一个大概六、七岁，面黄肌瘦，上身套着一件土蓝色绵袄的只有一只手臂的半大男孩子，两脸蛋被寒风割得通红通红的，面前放着一张发黄的纸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父亲病重瘫痪在床无钱医治，母亲离家出走，家里已无米下锅，求好心人行行好……”我看着可怜，从内衣袋掏出10元钱放进那个小孩面前的纸箱里。
第二天刚蒙蒙亮就挤了两个小时的公汽，好不容易赶到长途汽车站的购票窗口，我忙着伸手递上原先准备好的180元说道：“你好，买张到通山的票……”
“还差236元……”窗内飘出卖票员清晰的语调声。
“不是180吗……？”我紧张地问道。我心里直打鼓过年怎就涨那么多啊，价钱都翻了一倍多。我转过身来往屁股上的裤袋里摸去，傻眼了，口袋早被小偷划破，钱包都没了。
为了省钱已经有五年没有回家了。我不死心，在内衣袋捣鼓了半天，一元、五毛的凑在一起也够不着回家的路费。
早餐都没来得吃的我拖着饿得发慌的肚子坐在候车厅里等，想踫上老乡或同学再借一点好结伴还乡。呆了大半天都没有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家是回不成了，也没有什么事，出了车站就想着凑热闹，往人多的地方挤。想在吉祥如意的灯笼中、通红的对联里沾沾人家的喜气。
傍晚我踏着滴血的残阳往回走，露过烤鸭店门口，富得流油的烤鸭香味已诱惑我好久了，平时舍不得买，要过年了也想着犒劳犒劳自己，狠心花了十多元买了只鸭子，要了瓶红高粮酒再加上几两花生喜滋滋的走出烤鸭店，抬起眼来猛然撞见昨天在地摊市场门口跪地乞讨的，那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小男孩从马路对面的一辆宝马车上下来，和他下车的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孩子，俩人一前一后地走出十几米远在人多的路口处停了下来，摆起纸片跪下来就开始乞讨了。不多时又有一个身着华丽的中年妇女从宝马车上下来，在俩孩子附近转悠着。我好奇凑上前去，看见两个孩子面前的破旧纸片上歪斜地写着：父母早逝，与弟弟相依为命，望好心人救助……
我震惊，想着这家人也太荒谬了开着宝马车让孩子出来乞讨挣钱。我漠然地看着。想着出来时自己的俩个孩子与他俩刚好一般大，总觉得这俩孩子在寒风中被冻嘚瑟瑟发抖，我心痛不已。显然这个独臂的孩子也认出了我，顿时从他求助的眼神里滚落出晶莹的泪花来，不知所措的我又摸出10元钱丢进他那装钱的纸盒里。
我一路跌跌撞撞地提着烧鸭往回走，保安室的老头鼻子真的很灵啊，老远就嗅到了鸭子的香味，腆着脸凑上前来，我俩嗑着花生，啃着香浓浓的鸭子满嘴流油，推杯换盏的不知喝了多少杯，兴头来的我，越想越不对劲，越想越不是滋味，便与老头讲起在路上遇到的奇闻，开着宝马车让孩子讨饭的事来……
“啥……？你说那孩子六、七岁只有一只手的？”老头张大嘴巴，吃惊地问。
“是啊……男孩……就一只手……”我打着酒隔说道：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心酸。
“他左眼角上有一个拇指大的淡红色胎记……？”老头马上接过话来追问着。
“还真有……你怎么知道的？”我更好奇了。
“快……快带我去……”老头拖着我边跑边说：他是我村里的一个孩子叫李明，今年有七岁了。四岁时在家里乱摸乱碰被电打了，锯掉了一只手臂才保住了他的命，可怜他前年又被人拐走了……他母亲找他都快找疯了。
当我俩连爬带滚地赶到时，街道已空无一人，想起孩子绝望求救的眼神，霎间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2018年12月25日于东莞
作者简介：朱钟昕，男，笔名采花郎，通山沙店人，现居武汉。中华诗词学会会员、通山县作家协会会员、依安县诗歌协会会员。《中华文学》签约作家。迄今已在《河南科枝报》《文学百花苑》《东部文学》《参花》《湖北文学》《武汉文学》《中华文学》《浙江小小说》《九天文学》《乡土作家》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小说百余篇。诗词收录于《中华当代百家传世经典》《中国当代诗歌大辞典》《奉天诗刊》。《打工记》曾获第三届“百花苑杯”全国文学大赛二等奖。出版有《小卷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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