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在吕贝克
文/孙书柱
差不多我每一次到吕贝克,都逢上阴雨天。所以,我对吕贝克的印象总是和雨糅和在一起的。在我的心目中,绵绵细雨就是吕贝克的正常天气。
记得我第一次到吕贝克,就逢上雨天。细雨洒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雨刷有节奏、有间歇地把它抹去。从车窗里望见的霍尔斯顿城门,一会儿是模糊的,一会儿是清晰的,一会儿又是变形的。那时,我坐在车子里很不安,担心这雨,尽管不大,会减弱乃至败坏了我此行的兴致。开车陪我来吕贝克的友人,北德电视台的福格尔博土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对我说:“细雨中走在吕贝克的街道上,别有一番情趣的。”
这之后不久,我果然从切身的体会中证实,福格尔的话并非仅仅是对我的安慰。我到吕贝克的第一次就品尝到了吕贝克细雨的韵味,并且对吕贝克的雨和雨中的吕贝克产生了感情。
那一次,我随福格尔在细雨中的吕贝克街头漫步。一种特殊的杏仁香气始终笼罩着我。无论走在大街上还是小巷子里,我处处都闻得到这种香气,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否曾经往身上慷慨地洒这类香型的高级香水。于是,我终于忍不住向福格尔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微笑着对我眨了眨眼睛。那笑意仿佛是说:“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按着他告诉我,我闻到的是吕贝克的特产一杏仁糕点“玛共潘”的香味。他说:“香气是从遍布在大街小巷的厂房和店铺飘出来的,糅和在雨丝中。”说着,我们走进一家糕点店。店里,玛其潘的种类之多,包装之华丽,令人咋舌。我们品尝了形状、大小不等的三种。果然不负盛名,其香之奇异,其味之新颖,都是此前我吃过的糕点所不具备的。但是,那一次我还不清楚,为什么户外空气中的香味会那么浓。因为我们从店里出来后,马上开始了另一个项目的活动。我没有再问下去,福格尔也没顾上用抒情诗般的语句继续介绍它。我只好把这一疑问记在心里。

后来,我每一次到吕贝克,都要品尝玛其潘。这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渐渐地,我对玛其潘了解得多了,以前的疑问也找到了答案。
吕贝克是德国最早生产玛其潘的城市,也是今日联邦德国唯一专利生产玛其潘的城市。
玛其潘杏仁点心的历史,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大约在公元1407年,吕贝克发生大饥荒,市长要求面包师用库存的杏仁烤制面包。这种面包就是最早的玛其潘。这就是说,玛其潘是一种抗灾的产物:第二种说法以为,玛其潘原是威尼斯的一种糕点,名为“玛尔其——潘尼斯”,第三种说法依据语言学的考证,认定玛其潘一词不是德文词,是从拜占庭的一种帽子的名称“毛它斑”演变而来。这后两种说法实际上认为,玛其潘是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至今,上述三种说法尚未统一成定论。不过,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玛共潘在吕贝克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史料记载,玛其潘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文件中是1503年。
将近五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座城市漫浸在这杏仁香气中。恰恰又是因为常年殷勤飘飘洒洒的细雨,无法远去,而被雨丝载着或附在雨滴上浸润到物体中。雨丝固然是细微的、柔弱的,但它的本质是水,而水是坚韧的,滴水可以穿硬石的。此外,时间是坚韧的、永恒的、不可战胜的。于是,我在细雨中享受玛其潘的香气,并且体会着雨丝落到脸上的感受时,我曾想,吕贝克市现今作为文物保护的九百六十幢古代建筑,那每块砖石和木料都能散发出玛其潘的香气吧。
是细雨使吕贝克悠久历史的特色得以保持。这样,我便喜欢上了吕贝克的雨,甚至开始对它产生了某种敬意。

雨也使我对吕贝克管风琴的乐音留下了特殊的印象。
吕贝克是一座“管风琴城”,它拥有大型的管风琴二十二架。这在联邦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二十二架管风琴中,置于圣玛利亚教堂的一架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械传动管风琴。它有一万支音簧,一百零一个音拴。管风琴本来就是乐器部族中的巨人,那么,圣玛利亚教堂里的这架管风琴就应当是巨中之巨了。试想,当这样一群巨人在教堂的钟声伴奏下演奏起来,整个城市该处于怎样的情景中啊!不过,管风琴的声音没有喷呐那么响亮,没有钢琴那么奔放,更没有小提琴那么尖细。管风琴是低音乐器,它的音响是浑厚的。因此,当我在吕贝克的教堂里听管风琴演奏时,就没有往常在教堂里听小提琴演奏巴赫乐曲的那种随着乐音的升高,而沿着教堂尖顶升天而去的感受。当我从教堂里走出来又回到雨中的街头时,我感到自身的每一个部位都受着管风琴乐音的冲撞和挤压:但冲撞是柔软的,挤压是舒适的,有如赤身沐浴细雨一般。而且,冲撞着的、挤压着的乐音,此时此刻又是与细雨和玛其潘的香气汇合在一起的。我从飞进耳中的乐音里体会到玛其潘香味的醇厚,从嗅进鼻孔中的香气上感受到雨丝的清爽,从落在舌尖上的雨滴中感觉到乐音的微震。一时间,雨丝、杏仁香气、管风琴乐音谁载着谁,实在无法分辨。冷静下来之后,我清楚地意识到,吕贝克管风琴的乐音绝非寻常,它是芬芳的、艳丽的,是可以品味,可以观赏,可以被人触摸的,也是可以抚摸人的。而这样的音响效果,归恨结底是马贝克的细雨助成的。
雨在这里是不可缺少的媒介、调和剂和催化剂。

吕贝克的细雨同通常的绵绵细雨一样,也容易引起人的感伤。这一点,我在吕贝克也多次经历了。
我的朋友福格尔、赫尔姆斯、奥斯特,同我一样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们不止一次在雨中来到托玛斯·曼的故居前。托玛斯曼和他的兄长海因里希·曼,两人作为文学家,是为故乡吕贝克市争得了光彩和荣誉的人,托玛斯·曼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名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享誉全世界,在我国被称为“德国的“红楼梦”。我们在细雨中站在曼氏兄弟的故居——现被称为“布登勃洛克大楼”前。赫尔姆斯说,我们只能看到修缮的大楼正面墙,楼体的其他部分早已崩塌不存。这使我们想到托玛斯·曼的时代和他著作中布登勃洛克家族的命运。这个家族像“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一样,早已随着时代在雨丝中倾颓了。眼前的大楼门面虽然还矗立在雨中,唤起人们对兄弟二人的景仰,但是,一丝丝的细雨也仿佛在叙说着,絮絮叨叨地叙说着已经逝去的年代。当我们想到托玛斯·曼的另一些名著“魔山”,“费利克斯·克鲁尔”,以及海因里希·曼的“垃圾教授”、“臣仆”等,也不能使我们回忆出什么欢乐。作品中一些人物的命运,他们那扭曲的面孔和扭曲的性格,只能令人觉得一种回味的苦涩。雨点轻轻地落在我们的头发上、面孔上、风衣上,而我觉得,心也多少被打湿了。

我也曾披着湿漉漉的风衣来到艾玛努埃尔·盖勃尔的墓前。那是出城的柏油路与小河特拉沃交叉的地方,几株树掩着一块墓碑,很难被人发现。他是十九世纪出生在吕贝克的诗人。当时,德语文学界已经出现了海涅那样的革命诗人和凯勒、史托姆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而吕贝克的这位盖勃尔却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他的作品大多数已经被人遗忘了。至今还有生命力的是他的一些小诗,作为民歌流传着。我想起了他的《五月来了》。这首诗的情调本来应当是很轻松的,但在雨中我回忆着它的时候,却听到了忧伤而又无可奈何的调子:
谁知道,
在多远的地方,
我的幸运之花在开放,
有那么一些路,
我还从未走过;
有那么一些酒,
我还从未品尝过。
在盖勃尔墓前想到这首诗的时候,五月已经过去了。由于心绪受到感染,瞥一眼特拉沃小河上的雾气,我觉得自己也笼罩在一团朦胧中。这自然也是雨雾的朦胧。

吕贝克的雨有时却也给我以空旷和辽阔的感觉。在一个微雨的七月的中午,妻和我饭后漫步在海滩上。昨日,这里充满了喧闹和欢乐。阳光下的浅水中,沙滩的遮阳椅上和远处的平地上,到处是笑着、叫着、坐着、躺着和活动中的人。虽然,海面的疆界是遥远的,但是,海面和沙滩在我的感觉中却那么小,那么拥挤。而现在,在我们面前只剩下沙土上喧闹的痕迹和蘑菇一般的遮阳椅座;海面上什么也没有。就在这时,我感到海滩的空旷,海面的辽阔。那海水、沙滩和头上的细雨只属于妻和我,而我们在天地间是那么的微小。我们漫步了好久又好久,贪婪地享受了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切。
吕贝克的雨给了我如此之深的印象,使我在一些与雨并不相干的事物上,也联想到雨,使我在艳阳天里,睹物听音时也不由自主地同雨和雨中的情景相比较。这似乎很不合乎逻辑,也颇近乎荒唐,然而,这是实实在在的,在我的印象综合过程中是合乎逻辑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和我的国内来的同事、朋友分别多次随福格尔、赫尔姆斯、奥斯特等,在雨天参观过小费耶的木偶博物馆。每次一走进博物馆,我们就被馆内的珍藏吸引住,并且很快把户外的雨抛之脑后了。但是,我自己往往又忘不了雨。我把木偶博物馆同雨联系在一起,是我第一次参观博物馆结识主人小费耶的时候。
小费耶本人是北德电视台的摄影师,福格尔的同事。他的父亲老费耶是活动在北德的有名的木偶戏艺人。出于家传和对木偶艺术的炽爱,小费耶用了整整十二年的艰努力,终于建成了这座四层楼的木偶博物馆,为吕贝克市涂上了一笔耀眼的光彩。馆内收藏了近千件木偶,不少来自亚洲、拉美、非洲。还有曾经给歌德创作灵感的“浮士德”木偶戏的全套木偶,和给史托姆小说“木偶戏子”提供素材的木偶。小费耶把这一切视为珍宝。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小费耶非常喜爱中国的木偶艺术。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偶艺术之乡。”为了研究中国木偶艺术,他自己出钱请人教他学了整整两年的汉语。他用汉语对我说:“我想念中国。我想中国,就哭啊哭不停”。那一次,他赠给我一条挂着国木偶角色卡斯巴小像的银链作为纪念。
当我和他告别,又回到雨地中时,我握着银链,想着小费耶的业绩和他那两句语法并不准确的汉语,心底泛起一阵波澜,觉得落在脸上的雨滴也是温热的。小费耶长达十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难道不可以与吕贝克绵绵不断的雨丝相比较吗?每一微小的努力之于他今日的收藏,不也正如一滴雨水之于一汪湖泊,乃至一片汪洋吗?小费耶对于中国艺术的那种炽爱给我的感触,不也正如丽丝润物一样致密而深邃吗?我在小费耶身上和他的博物馆里,又一次认识了吕贝克雨的性格。
有一次,我们几人来到郊外海湾岸边。那天,阳光灿烂。我们坐在露天咖啡座上吃着冰激淋。奥斯特问我,知道不知道前总理、现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是吕贝克人,知道不知道勃兰特曾在波兰战争殉难者纪念碑前跪下双膝。赫尔姆斯告诉我,希特勒始终未到过吕贝克,他曾多次表示要来吕贝克,却被吕贝克议会和市民拒绝了。我把这两件事也都同吕贝克的雨联系在一起了。在我把这一联想说出来之后,赫尔姆斯不理解地问我,这是否是一种诗人的联想?我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雨的本质是什么?水的特征、特性是什么?常年不断的雨会产生什么作用?以各种形态存在的水和以各种方式运动的水在自然界和人生中占据什么位置?我还问福格尔,雨中在吕贝克街头漫步的情趣是什么?当然,我也从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谈了我对吕贝克多雨现象的理解。那一客冰激淋,我们吃了好久。最后,他们二人都完全赞同了我的比喻和联想。但是,那一天,在品贝克没有降一滴雨。
在没有雨的日子和在有雨的日子,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在霍尔斯顿城门前。
如果说,玛其潘、管风琴、托玛斯·曼,木偶博物馆都属干吕贝克市的骄傲之列的话,那么,霍尔斯顿门应当名列其首。至少,吕贝克的市民是这么认为,联邦德国的公众是这么看的。
这座城门的外形是很奇特的。整个城门由中央的门洞和两侧各一的锥形门楼组成。由于两个门楼披着黑色的石片瓦,使得城门看上去像两个盔甲齐备的中古卫上:由于两个门楼通过门洞联在一起,城门看上去又像一架巨型望远镜。城门建于1464年,最初属于吕贝克市环城的一部分,是保卫城市的要塞。城门上有容放三十尊大炮的炮台。这座城门是吕贝克市的象征。如果谁到吕贝克而没见到霍尔斯顿城门,那么,他等于没到过吕贝克。一九四八年年,继法兰克福市的罗马人广场、燕尼黑的妇女教堂、柏林的布兰登堡门和科险的大教堂之后,霍尔斯顿门被印在邮票上。十年以后,它又被印在长15公分、宽7.5公分面值五十马克的联邦德国货币上。1977年年开始,雅尔斯顿门的形象大量出现在背心、衬衫、纸巾、烟缸、花瓶、明信片等等物品上,和难以计数的个人纪念相册上。霍尔斯顿城门是游人的必到之处。
自然,我本人,我和我的中外朋友,每到吕贝克都必定看看霍尔斯顿城门,或是在到达之后把那里作为第一站,或是在告别吕贝克市的时候。有时,为了满足同行人的愿望,在那儿拍几幅照片,我们专门选择难得的艳阳天和无雨天。
但是,我个人总觉得,阳光下看霍尔斯顿城门所得的印象远不如阴雨天。
这绝不是仅仅因为,霍尔斯顿城门与阴雨天气有至关重要的联系。这联系是这座小山一样的城门坐落在海绵一样的基地上。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城门下是七米厚的垃坡堆,垃圾堆下是六米厚的泥炭。而泥炭,正是阴雨气候的长年积累的成果。在吕贝克甚至大部分北德地区,像爱尔兰一样,泥炭是特有的土质。由于城门的地基几个世纪以来受着细雨的作用,现在的城门比最初下陷了半米多,整个城门已经向西倾斜并还在继续倾斜。如果不是今日的吕贝克采取补救措施,那么,若干年后的霍尔斯顿城门便可能成为比萨斜塔第二了。但我更愿意看看雨中的城门,绝不出于此因。
在我的印象中,阳光下的霍尔斯顿城门虽然可爱,但又显得有些可笑。假如我们把城门前那一大片平坦的绿草地想象为一块巨大的绿地毯,草地周围的矮树丛为镶边,那么,霍尔斯顿城门就像孩子摆在地毯上的玩具、积木.当黑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亮的时候,又会令人觉得地毯上的一切组成了一个吸引孩童的童话国。如果阳光炽热,游人不得不张伞遮阳时,霍尔斯顿城门又会让人想象为,两个顶斗笠的木人被孩子安放在地毯的一头。而在阴雨的天气里,草地是暗色的,天空是暗色的,云低而门高,全副盔甲的武士形象和威严的神志就充分显示出来。这时,再去琢唐一下城门上的题词,就会觉得意味更深长。那题词原是:小事物由于团结而成长,大事物则在不和中灭亡。1585年,题词被改为现在的内容:对内团结一致,对外和平相处。如果我们了解十六世纪前后,吕贝克怎样受到北欧南侵的威胁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体会到城门的雄姿和它的题词是多么必要。阳光产生的轻松快意,容易把人当作走马观花的游者乐呵呵地打发走;而阴雨带来的沉重,却可以促人深思。吕贝克的阴雨在霍尔斯顿城门前,给过我联想和思索的享受。霍尔斯顿城门一直留在我的思索中。
细雨在我回忆中的吕贝克无声地降下,吕贝克在我想象的细雨中明显地突出出来。尽管,我也喜欢吕贝克的阳光和阳光下的吕贝克,但是,我思念中的吕贝克不能没有雨。
作者简介:孙书柱,1943年6月生,河北抚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曾任文化部派驻西德使馆文化处干部、文化部外联局政研室副主任、文化部派驻奥地利、捷克使馆文化参赞,文化部《中外文化交流杂志社》社长、主编。现被聘为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理事。出版著作:散文集 《宁静的伯恩》《走不出的咖啡馆》,诗集《莱茵河上的月亮》《乘着咖啡的芬芳》,译作《爱尔兰日记》《深蓝》《第三帝国的艺术博物馆》以及德语国家现当代诗选译等。
